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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新媒体不断为我们贡献新词汇的年代。大浪淘沙，无厘头的“元芳体”，显然没能火过招招见血的“中国式”。

在“中国式”全民造句热中，一种解构主义快感充斥在话语场：在红灯前凑够一拨人就横穿马路，被称“中国式过马路”；家长拥挤在学校门口身负保镖重任护送孩子上下学，被称“中国式接送”；限行、限购、拍卖牌号等治堵手段，被称“中国式治堵”；母女共赴相亲会盘问男孩是否有房有车有存款，被称“中国式相亲”；重阳节老人被志愿者洗了七次脚，被称“中国式慰问”……毫无疑问，“中国式”已成为一个时髦的认证标签，让这个原本描述特殊国情的中性词有了更加暧昧繁复、甚至诙谐的意味。

如果追根溯源，“中国式”一词在公共话语中的流转，可追溯到小说《中国式离婚》的出版和8年前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此后，有关“中国式”提法也是时有闪现，譬如“中国式改革”、“中国式发展”、“中国式好人”、“中国式礼仪”等。那么，为什么及至今日才成为社会流行语、又为什么流行的句式都近乎冷幽默？这些问题也许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读。

一是信息时代膨化的公共参与意识。早年前，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就阐述过预言般观点：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崛起和开放源代码运动，构建了一个“平坦”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景观，此前与权力和财富中心无缘的人得以直接参与赚钱和制造舆论的活动——只要他们有能耐、有胆识、有宽带就行。事实上，“中国式”并不是第一个被热炒的词汇，“蚁族”、“欺实马”、“躲猫猫”、“你幸福吗”等，由远及近，从未离开。只要关乎公共生活，无论是公共事件，还是公共利益，乃至公共感受，都可能以时代热词的形式呼啸而至。如果视野更开阔一些，全民造词运动显然不只是中国人的专利，它以语言演进与热炒的形式，表达着这个世界的喧嚣与嬗变。

二是体现了民众对国家、社会、时代的另一种关爱。在流行的“中国式”语句中，大多是负面情绪、消极事件，乃至一些恶俗陋习，但在这种“中国式”调侃的背后，他嘲的同时也完成了人格或行为意义上的自嘲。崔卫平女士说过一句深受认同的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我们对一系列“中国式”问题及现象炮轰并反思，与其说是一种揭露，不如说是“体检”，因为即便不言不语，问题还在、症结还在。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所言，不管怎么样，“中国式”现象成为网络热点总体而言是一件好事，它把很多本来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放大，并引发集中讨论，可以对从政府到公众的全社会起到警示作用——而这种中国人以调侃的心态进行自我反省的现象，甚至可被视为是一种文化自觉体现。

三是中国式“人”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式转型期的阵痛与成本。说得直白一点，中国式过马路的另一面，是“中国式马路”；中国式接送的背后，是“中国式教育”……中国人的问题，不只是素养问题。在这个瞬息万变又惶惑犹疑的转型期，高流通、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体制机制的转身与调整，都可能衍生或放大一些中国式“瑕疵”。基于户籍之上的特权福利尚未剥离，收入分配改革迄今仍在等“另一只靴子”，政治等层面的体制改革似乎还在“坐以论道”阶段……如果能借此契机，自上而下开始一场关于公民素质和社会管理的反思，那么，中国式问题，迟早会成为“中国式进步”。

还是鲁迅先生那句老话说得好，“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前进”。只要反思是正向的，只要走向是光明的，那么，今日的种种“中国式”，都会转化为向上、向善的力量。是的，中国变革的丰富性也不会永远定格在今日的“中国式”之上，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一篇评论中写道，“也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议论的中国，都是另一个国家。”时间在走，中国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