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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早晨，河南兰考县著名民间收养人袁厉害家中发生火灾，7位孩子罹难的新闻震惊了全国。人们心中也交织着复杂的感 情。在1月6日的央视网评中，我们承认袁厉害对孩子的收养是无奈背景下的无奈选择。然而，贫穷并不是孩子难以被合法收养的 唯一理由，要改变这无奈的背景，需要做的还很多。

兰考县是个贫困县，袁厉害更非富人，以她一人之力抚养前后累计达到三位数的弃婴，当然很难做到周全，孩子们也只能得到 简单的有吃有住而已。然而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已经是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不得不追问：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一环的社会福利 机构在这之前上哪去了呢？

其实袁厉害并非没有寻求过政府机构的帮助，但显然她得到的帮助也可以说很少很不够——兰考县根本没有福利院，而兰考的 孩子想要进入外地福利院也相当困难。正是儿童福利体系的不完善，加上袁厉害2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的良心之举延续，将这些孩 子“非法”抚养至今，其中大有很多个难以说得清楚的“不得已”。

这种“非法”收养的状态，可以说是袁厉害与当地无力的民政部门的一个默契，然而这种默契并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 一方面，政府的微薄补贴加上袁厉害的个人收入都不能使孩子们过上多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一旦像现在这样出了事 ，却不知道谁应当承担责任。当地政府和袁厉害都没有主观的恶意，但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法律和制度缺位，造就了这 样无奈的现实。

所谓法律缺位，并不代表有了法律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一个统一的《儿童福利法》应该是基础之举。目前 中国的儿童福利管理分散于民政部、教育部、妇联及司法等众多部门中，也没有专门统管全国统管儿童福利的机构，客观上使儿 童福利行政管理处于“虚化”状态，一旦捡到弃婴，都不一定能找到具体负责的机构，法律在此时尤为重要。制度不完善，出了 问题，还有法律作为最后的救济，而今袁厉害与当地民政部门面临的共同“尴尬”，法律缺位难辞其咎。此前，曾担任民政部社 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就曾表示，目前中国的孩子面临“三无”情况：没有专业的儿童福利法，没有专门的儿童 福利专业化人才，没有普及的儿童设施规划。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已建立了针对儿童福利的立法：英国1946年就通过了《家庭补助法》，为多子女家庭提供津贴 ，1948年还出台了专门的《儿童法案》，并不断修订；日本1947年就通过了《儿童福利法》；还有挪威、澳大利亚等国，都有相 关法律。这些国家还设有儿童福利局等专门机构，不仅负责管理弃婴的初步收养工作，提供基本的生命保障，更承担帮助孤儿寻 找和筛选收寄养家庭，以及被收寄养后的福利跟踪。依靠儿童福利相关法律所确立的这样一个全方位保障体系下，被遗弃的孩子 们有充分的条件获得幸福的生活。

当然，回到中国的现实上来，用这些发达国家的儿童福利和救济标准来说中国，难免有些不切实际，中国目前的经济和财政水 平未必能在政府投入上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但是从技术层面上说，制定相关法律，建立完整的体系，使得在孤儿的救助 上有切实可行的法律可参照、有专门的机构可以寻求可靠的帮助，却并不算困难，而且早应该做，也必须做，不能再等了。

立法和系统建设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不可能依靠纸上谈兵解决，但我们仍应该积极推动之。兰考的悲剧应当成为一个很好 的契机，促成中国在儿童福利制度上的进步。我们可以等待，但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经不起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