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十一”的大规模出行导致了不少环境卫生问题。据北京市政市容委统计，“十一”当天，天安门广场共清出生活垃圾7900多公斤，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分之一。而据海南三亚环卫部门统计，中秋夜过后，海南三亚大东海景区3公里海滩共清理出50吨游人赏月留下的生活垃圾。不少评论认为，这又显示了中国人“素质不够高”。

每逢这类事件，指责国人的“素质不高”就成为一种既安全又不费事的评论手段。一来指责“素质”又看似指责了所有人，但又实际上没有把责任落到任何一个确定的个体或群体上，不得罪人。二来所指的“中国人”这个群体太大，个体本身必然偏差，每个听到这样批评的人都可以为自己是“素质较好”的那一部分，这样的批评只是“挠痒痒”；三来“素质”二字又甚是玄乎，几乎任何社会问题都能扯到素质，而如何改进素质又似乎是一个极其复杂庞大的工程，谁也说不出个真正的所以然来，因此批评完“素质不高”即可甩手了事。

一般来说，被扯到“素质”的事件，最重要的特点是，通常这类行为本身没有法律进行严格规定并可以依法追究责任，或者虽有法律但实际追究难度大。此时，道德，也就是人的自律就在这类行为的内在主导因素上占了上风。

人性有向善的部分，可以向素昧平生的人伸出援手；人性也有向恶的部分，比如人人都想懒惰，都想不干活吃白食。但是人在具体的情境下的选择是不同的。以行善作比喻来说，对一个乞丐扔几个硬币恐怕人人都干过，但是如果要花几万几十万救助大量穷人，这一般就只有很有钱的富人会干了。饱腹的时候施人一顿饭举手之劳，快要饿死时只要自己有吃哪管旁人死活。一言以蔽之，人还是会计算成本和收益的。

虽然“素质”说法本身很玄乎，被扯到素质的那一些具体情况，却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今年“十一”被曝光最多的是随地乱丢垃圾问题，不过，这些地方以前为何很少被报道有这些问题呢？每年十一都是客流高峰，今年又尤甚。各大景区都出现了客流量超过配套设施承载量的情况，垃圾桶又何尝不是如此？假如路边垃圾桶够多，容易找，又及时清理，相信大部分人都乐于将垃圾扔进垃圾桶；但当你手上积了几个小时的垃圾，费劲千辛万苦穿过拥挤人群，才找到一个早就被塞满甚至被垃圾淹没的垃圾桶（甚至人太多，根本没法找到）时，你又有多肯定自己愿意把垃圾继续拿在手里？即使是那些坐在书房里指责游人“素质低下”的批评家们，也未必做得到吧。

从根本上说，在配套服务和管理达不到应有标准的情况下，要求游客具有“高素质”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从来就不缺道德教育，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素质问题”，从今年“十一”的状况中也许就可见一斑。假如垃圾桶数量和清理工作跟得上，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乱扔垃圾。同样，如果博物馆能够及时制止喧哗、插队的游客，甚至敢于将他们“请出去”，那么也就不会那么吵闹。

雨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而垃圾桶，同样可以是文明的写照。文明不仅在不扔垃圾，不吵闹，不插队这些行为上，更在垃圾清理、场馆管理、秩序维护这些制度细节上。如果不能在规则上给予“素质”以足够的正面激励，那么也就怪不得游客们年复一年地“素质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