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0期

央视网评

“刻章救妻”案中情与法的谦抑

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这是一则生活中的“北京爱情故事”：为救尿毒症妻子，廖丹私刻医院收费章，蒙混过关，四年间涉嫌骗取医院17万余元。12月7日，廖丹终于等来了法院的一纸判决。北京东城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廖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样的判决，让廖丹和妻子杜金领都长吁了一口气。

“刻章救妻”事件让我们对康德的那句老话有了更深沉的思考--“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如果说，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让人对浮世喧嚣有了平和的感动，那么，悖逆法度的违法行为也让关怀并悲悯当事人的民众更为纠结。这是现实版的“海因困境”：情感上，我们同情廖丹的作为；规则上，无法原谅其逾越底线的情节。

此前，检方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建议法庭在3年到10年间对其量刑。用法官的话说，廖丹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无法对其作出过轻的判决；但廖丹退赃属于从轻处罚的情节，可以在基准的3到10年的量刑区间内，最多减少30%以下的刑期。今日看来，“判3缓4”的结果，可谓皆大欢喜：既周全了司法的威严，又彰显了人性的悲悯，情与法在对立统一中达成价值最大化的谐和。

一方面，法律是底线的规则，所谓“法不容情”，是强调司法的严肃与稳定。廖丹涉嫌诈骗犯罪，无疑应进入司法程序，接受法律的制裁；何况，此案涉案金额已高达17万余元，在刑事司法中已属“数额巨大”。尽管其有悔罪、退赃等情节，但违法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情感可以战胜社会的底线规则，那么，法制的刚性就难免会在各色“不得已”或“特殊情况”的考量中而成为“绕指柔”。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外开恩”的冲动，看似拯救了廖丹一家，戕害的是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公平。

另一方面，“法不外乎情”，再严厉的律法也是人的意志的产物。即便是最为严肃的刑法，也有温和的本色，譬如“微罪不入刑”、“微罪免刑罚”，以及关于缓刑、减刑、假释等规定。正如专家所言，“刑法是一个完整的理性体系，它在出台前就已经预见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现实并为其做了弹性设计--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就是此弹性设计的结果。”换句话说，即便廖丹没有能力退赔赃款，法律也得特别注意到其“救妻”的特殊情节。再说，刑法第63条第二款还有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判3缓4”的结局，彰显了“刻章救妻”案中情与法的温情与谦抑。当被问到情与法哪个更重要时，廖丹称，“当然是法律重要，但是没办法，总不能看着她死”。是的，一个以契约和规则打底的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比恪守并敬畏法令更重要。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的研究发现，“当共情与公正原则或者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人们不自觉地会选择偏心于共情的对象而违背公正的原则或者忽略公共利益”。难得的是，公众在“刻章救妻”案中，理性表达了人性良善的情感诉求，更不至于动辄就以践踏司法尊严为代价。

当然，“刻章救妻”案更大的价值，也许并不仅仅在于情与法的有序交融，更体现在另外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刻章救妻”事件经过媒体广泛报道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广东珠海市政协常委陈利浩以及微博名人薛蛮子等发起了捐助，其中用于廖丹妻子透析用的善款金额达到50万元，可维持其透析10年；而在警方调查取证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当事医院还是继续为廖丹的妻子进行治疗，并且这三个月的费用最后也没有计算到廖丹诈骗的金额当中；二是此案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我国大病医保制度的全面施行。最近，大病医保政策落地--城乡居民因患大病产生高额医疗费用，可在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再次报销50%。这一政策的社会价值在于，最大限度避免城乡居民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减少下一个“廖丹”出现的可能。

当情、法、制度在“刻章救妻”事件中寻求到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悲剧才有了柳暗花明的转身。祝福廖丹一家，更盼望“穷人”的基本社会保障能再少一些悲怆，再多一些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