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周的时间多长、一年有几个黄金周、是否需要其他小长假等,则必须有公众参与讨论,由社会大众共同来决定。
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靠改革,而改革需要成本,所以,为减少成本,就必须讲究方式方法,确定恰当的目标。方式错误、目标不当,不但实现不了改革的意图,而且会使成本付出得更多。
中国要在自贸区内与国际贸易最新规则接轨,就需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监管方式,使政府的管理水平与之相适应。
在迈向现代政府和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拥有公信力,政府就必须积极主动回应民众的关切,在与公众的互动中,增强对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解释能力。
改革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重现活力的不二选择,不改革或者改革力度不大、不全面,中国经济不可能摆脱因循已久的高投入、高消费模式。所以,李克强才说,改革仍是中国经济的驱动力。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必须做国际规则的领导者,至少是参与者,但如果我们骄傲自满的话,很可能就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变化,从而贻误战机,成为新的全球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和国际贸易的边缘者。
从腐败发生的机理来看,通常来讲,追求收益最大化是腐败产生的动力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则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而制度缺失或者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囊囊,皆为利往,趋利乃人之本性。严格新设行政许可,进一步推进审批制度的改革,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权力,促进依法行政。
问题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领导常人把由于吃、拿、占、转移国有资产所产生的亏损都说是政策性亏损,要政府负责。
公共预算或者预算民主,是现阶段约束政府权力的一个好办法和突破口。在政府一切事务都要依赖财力的情况下,若能真正通过公共预算卡住其钱袋子,政府工作人员想腐败都很难做到。
鉴于政策预期会影响经济运行趋势,若不能树立政府权威,有效引导公众预期,将会发生公众预期与政府宣布的政策规则相反的恶性后果,从而严重干扰经济运行。
改革在今天已变成一场攻坚战,这无疑需要政治勇气和决心,但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更加重视改革具体路径的选择和设计。
适应人民群众这种需求的变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改变群众观念,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授权,并通过这种授权为人民服务。
从目前来看,“李克强经济学”还只是个雏形,但其特征和要旨已经显露出来了,这就是放松市场、管住政府,依靠市场机制,而非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资,去实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
衡量干部政绩,最根本的是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把评价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交由民众,至少是对上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兼具。
今天,也只有行民主,才能解决我们很多迫在眉睫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民主的深入实践。
有了制度干部作风的制度建设后,还需要加强执行力度,强化制度执行刚性。此外,也要发挥媒体和舆论的监督功能,使媒体和公众能够比较好地行使监督权。
中国的西进战略以经贸为主,其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中国同这些国家发展密切的经济联系上,因此,其地缘形势大体是和平的。
如果按照同一把尺子的标准,欧盟很多企业经营也并不都符合贸易规则。所以,现在既然他们鸡蛋里挑骨头,我们必须有反制措施,甚至要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战,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均衡。
中共要把自己打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对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也就必须按照现代的立法方式进行,这是检验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只有用坚决果敢的改革行动攻坚克难,才能增强人们对发展的信心,中国梦才能成为每个人的现实。
红会改革的方向其实很清楚,去掉准官方身份,回归民间。这既是红会重建公信力的前提,亦是最关键的一步。但在红会内部,这无疑是最艰难的一步。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艰苦卓绝的改革,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年度改革重点工作的研究和部署,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
诚实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要促进全社会对劳动价值的承认和尊重,改革和调整相关的政策,重塑社会的价值观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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