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难题,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分析,不能指望中央会出台很多具体举措和办法,而应当以地方为主。中央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只能通过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去影响民营企业,不可以用行政手段去命令民营企业。
市场经济下,普遍认为个人、企业、社会能够做好的,政府就不插手,政府有必要进行管制的,比如审批,要以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为目的进行精简。把握好这一点,意味着行政审批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审批真正变成一项公共服务,而不仅仅是一种政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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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法制机关持有“懒政”思维,上位法有明确规定的东西地方规章上再照抄一遍,没有按照法律原则进行细化,细化的责任可能就下移到“红头文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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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住房,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解决住房问题,最根本、最现实的方法还是给个人更多的发展空间,给企业更多的市场保障,而不是指望让政府大包大揽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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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的保障体系,需要依靠建设多方面的保障。国家主导的保障需要缩小范围、集中目标,解决最低层次的保障问题。其他保障,诸如“幸福保障”、“奢侈保障”,则需要靠个人和市场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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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计生委也是计划经济部门,人口政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我们有多少原材料,就可以生产多少产品,能够养活多少人口,人少了,东西就多了,所以要计划生育,通过人口控制,大幅度减少人口,来实现致富的目标。计生委职能转型,从人口控制到人口服务,人口服务职能与卫生部类似,拆分后并入卫生部,显然是适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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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政府采购平台上就可以平抑价格,希望政府插手营销渠道,实际上是降低了具有市场营销能力的企业参与市场的能力,提高了只具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参与市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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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不少提案关注粮食安全,比如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提议要“全局把握我国粮食安全”,针对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建议从全局出发,合理提高全国的粮食价格,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民进中央两会提案建议“加快粮食主产区城镇化”,认为中国国土面积适宜城镇发展的区域仅占22%,且又与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高度重合,这直接导致了城镇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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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决策是中央做的还是地方做的,而在于决策有没有一个公众参与的过程。教育改革问题上,现在恰恰是缺乏公众参与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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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提案认为,集中政府食品监管方面的权力,提升政府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就可以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是,集中的权力和更高的级别,其实也会产生削弱一线监管机构的能力和意愿的风险。对待食品安全问题,应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公民个人的监督或管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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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困境在于,每一次“运动式”环境执法之后,制度性建设依然没跟上。往往一个问题查完了,就告一段落,以为大功告成,但过不了几个月,原来被查处的污染又在当地或异地再次出现,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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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不少两会代表有过接触,他们也都提到要使中国的控烟履约机制杜绝烟草企业的影响,希望由卫生部来领导负责,一个卖烟的人当然是不会很好地控烟的。我希望这届政府能够解决领导机制的问题,那么中国的控烟事业应该是能做出更大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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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已形成基本共识。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投资与出口后劲不足等问题的背景下,如何突破投资、消费结构的“临界点”,城镇化因其综合承载能力被寄于厚望。李克强总理也在在过去四、五个月六次强调城镇化,城镇化成为我国十八大之后最重要的发展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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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污染的代价是惨重的,不仅已经对现有的生态环境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还将长期影响民众的身体健康,从而影响到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近十多年来,民众一个最大的需求是吃到安全放心的食物,而各种反复出现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已让消费者成了惊弓之鸟。
如果立法比较完善,明确拆除古建筑就是违法的,建假的古建筑有条件限制,自然更有约束力。除了惩罚机制,激励机制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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