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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或一个社会要做到完全避免失信发生，不大可能，但如果人们对不讲信誉熟视无睹甚至引以为荣，则这个社会的信用机制肯定出了问题。而目前，我国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包括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骗贷、学术不端等在内的信用缺失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致使企业、公众和社会深受其害。
一个人或一个社会要做到完全避免失信发生，不大可能，但如果人们对不讲信誉熟视无睹甚至引以为荣，则这个社会的信用机制肯定出了问题。而目前，我国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包括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骗贷、学术不端等在内的信用缺失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致使企业、公众和社会深受其害。
文化的市场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目前，鉴于文化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对文化的管制还有些过严，这不利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习近平任总书记后，对这个有着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有着更强的危机感。这当然是因为党在复杂严峻的考验面前，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相当一批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
过去由于体制所决定，政府的权力过大，官员只受上级部门的约束而少受民众的节制，当各级政府都以GDP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甚至唯一衡量指标时，无疑会严重扭曲政府的职能和行政行为。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是“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但在GDP考核指挥棒下，有时我们恰恰相反，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该无为的时候乱作为。
政策执行中的本位主义，归根到底，是政府权力过大，部门利益化的结果。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将政府的权力还给社会，严格限制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权，并通过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和公开化防止部门利益的形成。
公车改革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要有决心，敢在“太岁”头上动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拿出政治决断，取消公车。世人都感叹中国改革很难，阻力很大，改革是否有决心和决断，很大程度上，公车改革是一块试金石。
改革搞得好不好，是不是成功，一个衡量标准是群众满不满意，群众满意既表现在改革的过程上，也表现在改革的结果上。如果在关系到老百姓切实利益的问题上，帮群众办几件实事，使老百姓觉得政府和领导干部确实为他们着想，以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和朴实，自然同政府同心同德。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落幕。有些人对这次引领中国未来几年发展变革的全会的解读，有些偏悲观。但如果把它放在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去理解的话，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感觉。然决定的详细文本尚未公布，但即使只从公报内容来看，全会还是有许多亮点的。
在中国新一轮改革中，财税改革无疑是一个重点，甚至在很多专家看来，它不仅是重点，还是攻克诸多影响中国发展和稳定的痼疾的突破口。道理很简单，政府要做事，就必须以钱为后盾。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可支配的收入，现代政府就像美国政府前阶段演绎的那样，关门了事。所以，如果能够把政府取钱和用钱的事情做好，很多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就会消弭。
由于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相对人口的局限，特别是在做大蛋糕中不注意发展方式的改变，虽然目前的GDP已经做得非常大，然而，环境资源也消耗和破坏得很厉害，如果不彻底改变发展方式，根本不可能继续支撑我们当前的发展速度。
改革的规划和部署，必须以富民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和基础。因为改革如果不以富民为目标，改革也就失去了意义，不管改革的短期目标是什么，改革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必须是使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也是中国前一阶段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
如何休闲不仅是一种个人权利，也是民生问题。在民生问题上，让大众参与进来，发表意见，显然比少数几个人封闭决策，更能反映社会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从而更具合法性。
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靠改革，而改革需要成本，所以，为减少成本，就必须讲究方式方法，确定恰当的目标。方式错误、目标不当，不但实现不了改革的意图，而且会使成本付出得更多。像经济发展中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以及改革的止步不前或欲速不达，都会造成巨大的成本浪费。
中国要在自贸区内与国际贸易最新规则接轨，就需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监管方式，使政府的管理水平与之相适应。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不能用中国特色做借口，而是必须如此，从而也就为破除既得利益的阻碍提供了可能。
仅有公开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信息和信息的传达要透明，政府应主动回应社会的关切，答疑解惑。在迈向现代政府和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拥有公信力，政府就必须积极主动回应民众的关切，在与公众的互动中，增强对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解释能力。
李克强的“第二季”之说是个新提法，它前面有个修饰词：提质增效。换言之，所谓经济奇迹“第二季”，更明确地讲就是，中国“未来的增长必须是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必须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必须是保证就业和居民收入相应增加的增长”。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必须做国际规则的领导者，至少是参与者，但如果我们骄傲自满的话，很可能就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变化，从而贻误战机，成为新的全球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和国际贸易的边缘者。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的问题，以新的标准来开放。
古人讲，“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厉行法治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最终在社会上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是我们的选择。
政府若没有严守自己的边界，审批者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必会造成泛行政化的后果，使得凡有利可图的领域，政府都会以发展经济为由进入；凡无利可图或要政府承担很大公共责任的领域，政府则会以市场经济的话语加以退出。以，边界意识的确立也非常重要。审批权的改革，应该说有助于这一意识的确立。
可以说，国企捧明星，与企业的其它福利支出，如“三公成本”、天价薪酬、豪华办公楼和豪华设施、乃至管理不善导致的五花八门的浪费损失，甚至高管包二奶等腐败支出，其性质都一样，可算做福利腐败，最后计入国企成本，由消费者，也即全民承担。
公共预算或者预算民主，是现阶段约束政府权力的一个好办法和突破口。在政府一切事务都要依赖财力的情况下，若能真正通过公共预算卡住其钱袋子，政府工作人员想腐败都很难做到。所以，在加大对落实“约法三章”情况检查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加快公共预算的制度建设。
一个人、一个企业，只有在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环境中，才会去从事创造和创新活动；而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人们是无法集中精力和智慧去做好一个企业的，有的只是短期思维和机会主义。所以，人们最担心的就是政策不稳，预期多变，这会使人无所适从。
改革在今天已变成一场攻坚战，这无疑需要政治勇气和决心，但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更加重视改革具体路径的选择和设计。一句话，改革要有政治智慧，做到“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是今天改革的特点，也是中国改革的难点所在。
今天来看群众路线，群众并不只是简单地希望领导干部下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而是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在过去物质匮乏的时代，民众希望的可能是党能够带领自己致富，但现在不一样，人们的选择多样化，而且，在物质有了剩余后，还需要精神生活的提高，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生活有品质，人格受尊重。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枢纽地位，可以说，现代经济是高度倚靠金融，依赖于央行货币政策的。以这次银行流动性困难为例，它凸显了中国金融的结构错位，需要进行纠偏，否则，会引致金融风险，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衡量干部政绩，最根本的是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把评价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交由民众，至少是对上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兼具。这就要求在干部政绩考核问题上贯彻群众路线，将考核变成民众参与过程，使之成为一个规范化的民主和法制程序，以保证人民群众考核干部、评价政绩的主体地位。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共几代领导人一再强调的。习近平在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也指出，必须顺应世界大势，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世界大势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民主。
从制度建设来说，干部作风的转变根本有赖于社会形成一个民主的体制，最低限度，决定官员升降的一部分权力掌握在民众手上。但在一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体制里，要使高层倡导的转作风确实发生实效，除了上面采取专项检查、随机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外，更主要的是构建规范化的日常管理机制，引入监督、评判机制。
中国新领导人外访体现出的这五个特点，预示着外交政策和决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是相对于其他大国，俄罗斯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更加突显，某种意义上，两国关系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抱团取暖”，以抗衡美国和北约对中俄的战略挤压。
如果按照同一把尺子的标准，欧盟很多企业经营也并不都符合贸易规则。所以，现在既然他们鸡蛋里挑骨头，我们必须有反制措施，甚至要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战，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均衡。
中共要把自己打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对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也就必须按照现代的立法方式进行，这是检验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以此来看，这两部法规的出台，表明中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历史自觉。
我们需要做改革的“行动派”。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深水区的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需要勇气、智慧、韧性。只有用坚决果敢的改革行动攻坚克难，才能增强人们对发展的信心，中国梦才能成为每个人的现实。
红会改革的方向其实很清楚，去掉准官方身份，回归民间。这既是红会重建公信力的前提，亦是最关键的一步。但在红会内部，这无疑是最艰难的一步。从国家来说，类似红会这样本属于民间组织却披着官方身份的社会组织，还有很多，在公务员身份成为社会多数人追求目标的情况下，红会的去行政化会不会引起其他组织的反弹，也是国家在改革红会时不得不考虑的。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艰苦卓绝的改革，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年度改革重点工作的研究和部署，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当然，要希望变成现实，还须有强有力的执行。对改革方略的执行，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
造福劳动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他们的收入，尽快使他们的收入赶上社会的平均水平，为此，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刻不容缓；二是要让他们真正体面地劳动，为此，国家就必须从法律和政策上维护他们的利益，并赋予他们和雇主的博弈权。
仅仅有抗震救灾还不够。对地震中的死难者，应该也必须有国家的哀悼仪式，以纪念在大灾难死去和受伤的人们。政治局七常委以集体默哀的形式祭奠罹难者，这不仅是对逝者的追悼，也是对生者的慰藉，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对海南的考察，提出了一个观点：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对建设"美丽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和平发展不会不请自来，它需要各国去争取和努力。而实现和平发展的最好方式，就是各国共同合作。发展、和平、变革、合作和包容，组成了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它们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这个外交思想贯注于外交实践，要求更加注重平等、平衡。
不动产统一登记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护人们的合法财产权和交易安全，反腐只是制度完善之后的衍生便利。与动产可以通过占有来体现个人的物权不同，不动产的物权状态需要通过登记簿展现出来。登记簿是比权属证书更可靠的权利证明，因为后者可以伪造。就此而言，登记制度对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保障交易的安全非常重要。
从制度建设来说，干部作风的转变根本有赖于社会形成一个民主的体制，起码，决定官员升降的一部分权力掌握在民众手上。但在一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体制里，要使高层倡导的转作风确实发生实效，除了上面采取专项检查、随机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外，更主要的是构建规范化的日常管理机制，引入监督、评判机制。
总的来看，新一届政府给人的感觉是稳字当先，兼具改革，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搭配，但未来五年也将面临重重挑战。发展方式迟迟不能转型，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环境污染日甚一日，国家尊严遭遇挑战，公平正义不断流失，阶层流动日趋阻塞，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新政府拿出大气魄、大勇气和大智慧。
新政府在未来五年面临的任务当然远不只这些，但以这六件为要。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国梦”就是新政府努力的动力。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将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种情怀和品德非常可贵。
代表委员应该在两会上大胆评议政府工作，加强对“一府两院”履职情况的监督。代表委员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监督，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所以一定要会说、敢说、善说。说有价值的话，把群众想说而没有机会说的话说出来，敢于指出政府做的不好的地方。
倘若说改革仍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前提乃是改革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导向。这个价值问题必须向人民讲清楚，让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温暖，感受到政府善意。唯有公平正义，才能使被腐败和既得利益等钳制的改革红利充分释放出来。
从程序民主来说，它一般包括公开、广泛参与、公平竞争及程序优先等原则。为此，需要我们将竞争机制引入选举制度，设置秘密写票间、公开验票唱票。以秘密划票和无记名投票为例，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是选民真实意愿得以表达的重要保证，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相对于十一届全国人大，本届人大，农民工的政治待遇有了大幅跃升。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农民工人大代表从上届的3人增加到本届的30人；二是两会新闻中心安排了一场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的记者会，邀请六位农民工代表就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当前要增强政协民主协商的实效，充分发挥政协在我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需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进一步规范协商内容，增强协商主体的代表性、包容性，提高协商能力，强化协商成果的运用和反馈，以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和价值。
要做好政府职能转变，理论上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只有边界清楚了，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也就自然清晰，从而避免政府越界干预。现在政府权责不清、管理混乱，除了政府权力受到的约束不足外，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厘清政府权责边界之故。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人大的作用必须有比现在更大的提升，以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大行使国家权力。从根本上讲，人大要提高履职能力，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应集中在完善人大的立法功能、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质询监督以及提高人大代表的竞争性三个方面。
对于城镇化，我们应该树立的指导思想是城镇化本身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是目的。政府把人作为城镇化的核心，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才会量力而行，防止急躁冒进。从中国的国情和政府考核体系来看，城镇化既慢不得，更急不得，它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
两会不仅在会风上要改变，在对问题的讨论上，也要有改进，要形成讨论风气，增加辩论色彩。为此，领导应先带头，在讨论时不作长篇大论式的讲话，领导作为代表或委员，与其他代表委员一样，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同时，应鼓励代表委员尤其是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大胆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两会很好地做到了这点，也就贯彻了民主原则，参政议政的质量势必会有所提高。
所以，做好预算工作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一方面要从技术上完善预算的编制，但另一方面更应加强预算的制度建设，强化公民对预算的参与。就如政府报告所强调的，完善预算的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和有效性。此乃实行预算民主化的基础。但要真正发挥预算民主在约束政府权力方面的作用，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强人大在预决算上的权威，政府的预算总盘子以及支出方向不能由少数人做主，而须由人大说了算。
改革以来，如何约束政府过大的权力，使政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一直是我们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在政府垄断了社会的主要权力资源和其它关键资源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约束政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会制造出很多麻烦。
改革以来，历次机构改革都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轴心。但改革之所以不彻底，一是因为我们还处于市场经济完善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二是因为我们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认识不是很到位，三是因为政府权力没有受到应有制约，从而导致改革更多着眼于机构本身的分分合合，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
客观而言，改革以来，我们的票决民主有一定发展，基层自治组织的直选和一定范围的差额选举在稳步推进。另外，协商民主也在取得进步，包括在政协平台上的党派协商、政治协商，一些地方创造的民主恳谈及公共事务的听证会等，都在发展。它们构成了中国当前民主的两种主要形式，可以把它们视作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政改道路。
从理论和法律上说，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人大代表，拥有对于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重大法律和全国性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的权利，所以，城乡同权，有利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在两会这个全国的议政场所，更好地反映农民利益，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并为人大制度作用的发挥提供主体条件。
不仅仅在两会和政协内，在政府的工作中，也需要创立协商民主的规则和机制，使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做到公开和透明，不断扩大民众对政务、财务和其他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尊重和维护民众的民主权利。由于协商民主重视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注重参与的过程和可操作性，其治理机制的存在，其实有利于监督和制约政府，避免其超越责任范围、法律界限。
民众也是最有改革动力的。因为按照改革的一般逻辑，改革就是要约束权力，而对大众则尽可能释放红利空间，如果民众能够享受改革红利，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团体的力量支持改革呢？所以，在大众倒逼下，政府想不改革都不可能。这实际是一个改革的方法论问题，即在接下来的全面改革中，改革至少不能损害民众利益。这样，在改革攻坚克难时，易形成社会对改革的合力。
劳教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司法程序外的社会控制手段，地方领导“看中”了它，是因为它比较“好用”，随意性很大，最能体现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和自由裁量权，能够很方便地拿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这也就是此项制度实行半个世纪来废止不了的根源，每个地方政府都希望保留这个他们认为威慑力和效率都非常高的管制手段。
今天的改革，与早期改革，无论形势和任务都发生很大变化。如果说，早期改革，每一步推进的目标较单一，相互之间联系不是很密切的话，现在由于利益的积累与坚硬，不同改革之间盘根错节，阻力重重。推进一项改革，往往涉及多方的利益调整；化解一种矛盾，很可能要触及许多其他矛盾。这就是深水区改革的特点，各方都得益的“帕累托改进”空间越来越小。
由“深水区”改革的形势和特点所决定，过去的渐进改革方式难以适应这个要求，从而提出了一个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问题，即从全局和更高层次去谋划和部署改革，明确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哪些要改，哪些要坚持，整体地、全方位地为规范有序的改革提供原则、方案和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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