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城乡同权”颇具制度意义

2013-03-03 21:19:34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中,有两个现象值得一提。一是首次实现城乡等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二是代表构成比例发生较大变化。

先说第一个现象。1995年之前,我国一位农村人大代表与一位城镇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比例为8比1,1995年将这一比例调整为4比1。2010年修改选举法,规定实行城乡同比选举。本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首次落实这一选举原则,农民在法律上首次取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即城乡平权。这有非常重要的制度意义。

所谓民主,最重要的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乃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有现代民主的最主要标尺,也是衡量一个公民是否具有政治权利的最主要标准。因此,作为规范公民和国家之间基本权利和政治关系的法律,它必须保障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行使此种权利,体现法律的平等选举权原则。而原来8个或4个农民的政治权利才等于一个城市居民,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国家的资源分配和政治生活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差距长期以来的持续扩大,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干系。

从理论和法律上说,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人大代表,拥有对于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重大法律和全国性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的权利,所以,城乡同权,有利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在两会这个全国的议政场所,更好地反映农民利益,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并为人大制度作用的发挥提供主体条件。比如山东等农业人口多的大省,今次代表人数就增加了,而上海等城市人口多的地方,今次代表人数则有所减少。

除实现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权利外,“城乡同权”也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从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的现实。2011年,我国城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50%,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的事情。此种情况下,如仍按照城高乡低的代表比例,很大一部分户籍仍在农村的“新城市(镇)居民”将享受不到与城市其他居民同等的选举权。

再说第二个现象。本届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特别是农民工)代表比例增加,达到13.4%;专业技术人员代表达到20.4%;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则降低,但仍占34.9%。代表比例结构反映人大的组成,如果领导干部代表新占比例过高,很容易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全国领导干部代表大会”,或各方面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会议,其构成有违“人民代表大会”的本意,不能体现出代表大会的民主性。

从这个角度看,前两者比例增加固是好事,可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的下降显然还不够。虽然官员作为个体也可享受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他们毕竟担任了公职,行使着权力,从这方面看,他们又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主要监督对象。人大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是选举,一是监督。如果官员同时是人大代表,就变成了官员自己选自己,显然这不合民主选举的原则;同样,如果官员是人大代表,他就要履行监督职能,这样也就变成了官员自己监督自己,从权力制衡机制上也很难说通,也不利于总书记所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设想的实现。

当然,从中国的实际看,考虑到官员界别在代表的构成中由来已久,形成历史,一下子将其从代表构成中剔除不现实,可在现有基础上继续降低比例,人数不超过人大代表总数的20%较佳,这样,空出来的名额,可增加原来代表人数较少的一些行业和群体的代表比例,从而使人大代表的构成更具民主性和广泛性,有助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的议政质量。

登录注册用户名 密码 自动登录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