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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岭某幼儿园教师颜艳红虐待孩子的案件，发酵成了大事件。颜已被警方刑拘，26日，浙江省教育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开道歉。相对之前屡屡发生的虐童案，对温岭事件的处理正在升级，不再作为个案，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有理由认为，这次事件可能会启动“虐童入刑”的讨论。

“名正言顺”，是中国人对正义的朴素理解，基于这个道理，公众很难容忍“嫖宿幼女”这个罪名。同样，这次幼儿园教师颜艳红用扯耳拎人、胶带封口等恶劣的手段虐待儿童，而警方追究的罪名居然是“寻衅滋事罪”，实在名不正，言不顺。

警方的这个无奈决定，突显了当下的法治悖论。我国刑法没有直接针对虐待儿童的罪名，比如，“虐待罪”仅适用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间的虐待行为，颜艳红虐待的是幼儿园的孩子，显然不适用。而追究“故意伤害罪”的前提是，受害者构成诸如骨折之类法医学意义上的轻伤，目前看被虐的孩子恐怕未必达到如此严重程度。

为打击类似的虐童行为，警方“努力”地找罪名。比如，云南建水县某幼儿园老师孙琪琪用注射器针头扎了20名孩子，因为针头可能含有病毒，涉及人数众多，最后凶手被定了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次事件中，一方面是公众的冲天怒火，一方面是没有合适的罪名，于是“寻衅滋事罪”就松松垮垮地套到颜艳红的头上。而寻衅滋事罪脱胎于旧刑法中的“流氓罪”，是著名的“口袋罪”。颜的虐童行为，附会为“寻衅滋事罪”中的“随意殴打他人”，实在是有些牵强。颜不是在“随意”殴打他人，她是故意的；她也不是在滋事，因为儿童根本无力反抗。

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不能被突破；虐待儿童的行为，也必须受到严惩。这次事件爆发之后，公共讨论的重心已从对个别教师的谴责，转移到法律空白上来了。对立法严惩虐童行为的共识，正在形成。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近几年随着人大“开门立法”机制的健全，立法与民意的互动更为及时。比如杭州胡斌飙车的“七十码”事件，造成四死一伤的成都孙伟铭醉驾案，造成五死四伤的南京张明宝醉驾案……

当时这几起惨绝人寰的案件，引发了公众强烈的立法要求：在原来的“交通肇事罪”之外，将醉驾、飙车入刑。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民间的意见终于反映在刑法修正案中。

这次温岭事件中，公众清楚地看到目前保护儿童的法律制度一片空白，明目张胆的虐童行为，居然需要套用“寻衅滋事罪”，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一方面每周有种种虐童丑闻曝光，一方面是法律苍白，找不到合适的罪名。立法严惩虐童，正在成为共识，也应该上升为法律规定。立法机关应及时吸纳民间正义的呼声，修订刑法，不再使用“寻衅滋事罪”的万能箩筐。醉驾之后，虐童也当入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