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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名枪手在小学内开枪打死包括20名儿童在内的26人，枪手后来也被发现死在现场。包括枪手和另一名仅能确定是与枪手生活在一起的、死于另一不同地点的人在内，共28人丧生。

案件发生后，陷入极度悲伤的奥巴马总统在发表全国讲话时，多次停下来令自己从悲痛情绪中平复，并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泪滴。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信康涅狄格州州长，“对这起令人震惊的凶杀事件”致以“最沉重的哀悼”。

在这样一场惨案过后，几乎所有人都会问出同样的问题：“美国为何不禁枪？”虽然这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如同堕胎、同性恋平权的老话题，辩论双方已经几无新意。但在中国，由于媒体的种种有意或无意的错漏，导致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出入，在一些基本常识上也时常迷糊。

首先要举几个数据，一个是瑞士小型武器调查研究所和联合国公布的数字，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枪击案件发生率与人均枪支保有量的比值”是0.036，日本是0.67，澳大利亚是0.067，加拿大是0.05。虽然美国有2.5亿支枪在个人手中，但这些枪支“走火”比例却仅高于瑞士等欧洲国家，在发达国家中也属于中下水平。2007年哈佛法律与公共政策杂志研究报告发现，世界上人均枪支最多的七个国家，年谋杀率是十万分之一点二；而人均枪支最少的九个国家中，年谋杀率却是十万分之四点四。

国内报道中常说“美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枪口之下”，但关键的是，其中近60%是自杀身亡，有3%是被警方或被他人正当防卫射杀，只有9000多例是枪杀案。根据澳大利亚的一项为期十年的研究表明，拿枪自杀者是杀人者的4-5倍。事实上，美国每年的枪击案数量占不到所有凶案的1%，但由于恶性枪击案社会影响力大，所以给公众留下印象极为深刻。

另外一个经常被国内舆论界误导的事实是，美国人持枪并不是纯粹为了“抵抗政府的暴政”，由于在美国建国初期，枪支帮助了美国人民生存、发展，并在后来独立战争中为美国赢得独立，再加之源自英国式的枪支持有习惯和美国人早年间对民兵组织的热忱，枪支已经不再是一种工具，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文化。也正因此，美国不可能禁枪，而只能在承认持枪权的基础上对枪支加以良好控制。

其实，在宪法第二修正案保证美国人持枪自由的同时，关于枪支风险问题的争议就从未止息过。而美国对枪支的管控制度也正如这个国家完善的反腐体系一样，是在一次次风险和危机中逐步成熟起来的。

1911年，在犯罪数量激增的背景下，美国第一部专门的枪支管理立法《苏利文法》诞生，这部纽约州颁布的法律首次确立了持枪许可证颁发原则。随后，1927 年的《枪支邮寄法》出台背景是由于枪支跨州运输和交易成为严重问题。1934 年《全国枪支法》的制定是当时一系列严重的枪支犯罪案件所导致。最明显的是1990年时通过的《校区禁止枪支法》，这条法律正是由于1989年加州斯多克顿校园枪击案所直接导致。该法规定：除执法人员、保安外，任何人不得故意在校区2000英尺范围内持枪。

事实上，校园是美国禁枪最严格的场所，但正因此，这个区域反而变得最脆弱，因为校园中的人没有武器可以反击。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缺乏精神失常或敢于铤而走险的人，正如有美国论者言：“无枪区的前提是一个谎言——杀人犯将遵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