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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自古有之，只不过是网络出现后，这一问题被无限放大。在十年前，如果专家呼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话，多数网民会不以为然甚至是抵触。无孔不入的信息收集行为，把我们对个人信息控制的权利空间挤压的所剩无几。如今，个人信息被不当利用的情形比比皆是：当我们上午在银行开户后，下午电话就来了：您买基金吗？当我们早上报考司法考试后，中午就接到了询问是否参加司考培训班的电话。在非法利用个人信息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时，网民才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是应该依靠法律手段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的时候了。

巨大的经济利益是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根源

个人信息被滥用，源于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一是商家精准营销的需要；二是通过贩卖个人信息可以获得巨额经济利益。法律不是解决个人信息被非法滥用的“灵丹妙药”。法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法律不过是在利益冲突发生时提供一种确定利益归属的规则，法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冲突。中国《刑法》第232条明确规定了故意杀人罪，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仍时有发生。就像刑法不能完全消除故意杀人行为一样，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不能完全消除不当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律却是万万不能的。法律的作用在于：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网民的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二是在网民的权利被侵害后，能够提供有效的途径进行救济。

个人信息保护的戈尔迪之结

2011年《居民身份证法》修订后，构筑了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位一体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特别是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然而，当网民拿起法律“武器”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时，发现这个“武器”并不好用：

第一，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现行立法没有明确个人信息被不当利用后损害赔偿的计算规则，网民在请求损害赔偿时需证明自己的实际损失，显而易见，网民很难证明。

第二，现行举证规则使网民败诉几率非常大。依照现行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于收集网民信息的主体众多，特别是有些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在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网民很难举证证明是谁非法利用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即使能够证明侵权人是谁，也无法准确证明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的具体行为，是出卖给他人，还是因过失泄露。因此，在现行举证规则下，权利人败诉的几率非常大。

今后个人信息立法的重点

有专家指出，个人信息在网络社会已成为国家的战略资源。之所以具有战略性，是因为个人信息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政权稳定的基础。可以预见，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所面临的危机将更大。今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点应该是：细化收集、利用和传输个人信息的规则；明确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性质为人格权；对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实施举证责任倒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