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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多措施陆续出台。从内容上来看，涉及到“文攻、武卫、法斗”的各个方面；从性质上来看，仍处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畴之内。这些措施构成了对日反制的“组合拳”，已经初见成效。但若赢取最终主动，还得下好“先手棋”。

目前来看，中国反制日本的“组合拳”至少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通过发表声明和外交交涉表明严正立场。外交部及时发表了声明，全面阐述了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杨洁篪外长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予以抗议，中国驻日使馆也向日本进行了交涉。随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密集表态，发表极具分量的讲话，指出日本购岛“非法无效”，中国“绝不会退让半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防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也都发表声明，谴责日本“购岛”闹剧，坚决捍卫领土主权。

第二，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对钓鱼岛的主权宣示和民事管理。中国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并将所有岛屿的地理坐标和海图资料交付联合国保存，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东海部分海域外大陆架划界案；中国气象局和国家海洋局正式发布钓鱼岛天气预报和海洋环境预报；中国海监船编队前往钓鱼岛海域巡航，进行海上执法活动；大批渔船驶往钓鱼岛海域行使正当的捕鱼权利。

第三，通过舆论宣传，阐述正当立场，表达义愤情绪，争取道义支持。主流媒体集中报道，专家学者纷纷撰文，阐述钓鱼岛主权属我的历史和法理依据，驳斥日本所谓“中日不存在领土争端和搁置争议的默契”等谎言，告诉日本国民和国际社会一个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真实故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市青联和新华网在钓鱼台联合举办了“团结奋斗、捍卫主权——钓鱼岛问题座谈会”，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代表强烈谴责日方做法，坚决拥护政府对策。其他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也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座谈会、学术会议等方式积极发声。

第四，通过反日游行和其他措施，疏导和引导民间力量反制日本。多地爆发反日游行，除出现个别过激行为外，基本保持了理性和秩序。这些活动已初步影响到日本在华企业的正常经营，民间自发组织“抵制日货”使日本产品的销售出现明显下降。各旅游公司取消赴日旅游项目，这对日本旅游经济的打击较为严重。

第五，通过军事演习等活动，做好应对最坏事态的军事准备。解放军在东海进行“夺岛”等军事演习，军方领导人也频频放话，发出强烈的威慑之声。

从日本宣布“国有化”的当天，中国就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一周多的时间内各种措施陆续出台，并将视事态发展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中当然包括目前尚未触及的“经济制裁”，中日经贸关系的高度依存固然提高了打“经济牌”的门槛，但若事态恶化到一定程度，则“该出手时当出手”。总体来看，中国反制措施的出台显得有条不紊，相互配合。既有所针对，又讲究策略，既体现了“适时适度”的原则，又达到了“有力有效”的结果。在中国的“组合拳”面前，日本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日本媒体认为中国的反应超出了日本的预期，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中国海监船也没有采取激烈的拦截和冲撞，未造成严重的海上对峙局面，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会见美国防长帕内塔时也表示，希望“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冷静对待”。美国显然也感到了某种不安，帕内塔的日中之行目的之一就是“劝和调停”。

钓鱼岛问题仍在演化中。随着大批中国渔船和海监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日本也增加了海上保安厅的力量，并有报道说日本准备出动军舰作为后援。若中国也采取同样措施，海上对峙、冲突甚至局部海战的可能性都将上升。面临潜在的风险，中国必须做好各种预案。既然日本已经打破钓鱼岛的现状，中国也无需遵守。既然日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那中国也应该迈出一步甚至多步。所谓“上兵伐谋”，中国应该谋划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综合施策。在打好对日反制“组合拳”的同时，研判如何下好“先手棋”，以彻底改变以往在钓鱼岛问题上“被牵着走”的被动局面。例如，可借鉴在“黄岩岛事件”中的做法，派遣海监和渔政等公务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长期停留，以彻底打破该海域被日本“一家独霸”的局面，迫使日本接受钓鱼岛存在争议的事实从而为谈判解决铺平道路。若日本仍坚持现有立场，中国应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视情采取各种强度的方案，至少向国际社会表明中日存在岛屿之争。这似乎应该是中国在这一轮“钓鱼岛事件”中的最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