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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直言，日方的所谓“购岛”行为，难以避免地会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商务部的言辞事出有因：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行为，推翻了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之一。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中日关系尽管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但都没有发生危机。因此，“购岛”行为非常严重、恶劣，中国民众感到举国义愤。

商务部的表态发出后，得到国内很多网友的认同，均认为反制日本应首先从经济开始。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战略如同个人间一样，需要运用“工具箱”中的各种“工具”来实现。这些战略“工具”不需要同时运用，可以轮流使用，而这就是战略节奏的把握。目前，我们的法律“工具”正在使用当中，经济“工具”正在考虑之中，军事“工具”正在准备之中。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跨越性发展，业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却在一直衰退。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仅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日本对华贸易长期顺差；可以说，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大于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如果中日经贸关系遇冷，日本经济受到的影响比中国更大。然而，也应看到，经济反制是一柄双刃剑，对日本采取经济反制，无可避免地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但反制行为确有必要，“购岛”事件关系到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团结。纵使反制的成本较高，中国政府也会拿出合理的反制方案。经济是日本的命脉，在经济上实施适当的制裁，打中要害，日本才会觉醒——任何破坏中日关系的行为都将殃及日本自身的利益。

外交是文韬，军事是武略，解决国际关系最主要的方法是外交途径，让外交先行，但我国国防部也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明明白白告诉日本，中国手里还有牌，“你有来我有往，来而无往非礼也”。中国的反制措施不会仅仅停留在国际法、国内法、外交和经济上，还有准军事手段和军事手段，如出动渔政、海监、海警及相应的执法部门。

当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反制实施侵害的国家。这种反制是惩罚，也是威慑。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并没有就“购岛”事件发动任何制裁，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政府拥有制裁的权利。无论制裁的规模和力度有多大，措施如何，这项权利都存在。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被迫作出的反制，都占据法理和道义的高地。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日本应该改变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思维，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增加互信；如果日本一意孤行，中国会进一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最终给日本自身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