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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日本政府与所谓的钓鱼岛“土地权所有者”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了岛屿的“买卖合同”，通过这种行为实现了钓鱼岛的“国有化”。同一天，日本又更换了驻中国大使，并且派遣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到中国解释购买钓鱼岛的意图。这一连串的动作，表明日本想尽快结束钓鱼岛的争端，而进入“平稳管理”时期，那么，日本能够使钓鱼岛平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一，日本对钓鱼岛所有的改变和行动，都是建立在窃取钓鱼岛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因此是非法和无效的。从法律上来说，对于窃取的标的物进行任何的改变能是合法的、有效的吗？日本窃取之一，是在1895年1月趁中国甲午战争失败之际，通过内阁会议秘密决定领有钓鱼岛，这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堂堂正正获得领土的程序。窃取之二，就实质而言，更站不住脚，因为日本秘密领有钓鱼岛的一个前提——认为钓鱼岛是无主地，而钓鱼岛自从明朝开始就已经列入中国的海防范围，明清中国两朝政府和人民对钓鱼岛一直进行有效的管辖和使用。这些说明日本政府当时做贼心虚，不得不秘密决定的缘由。窃取之三，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以反共，允许美国长期驻军等效忠于美国的优惠条件要求美国将1953年美国驻冲绳当局擅自扩大管辖的钓鱼岛也转交给日本，美国出于国际反共大战略的需要，看中日本在东亚地区反共战略中的重要与核心地位，与日本私相授受，而没有把本应根据《开罗宣言》、应该作为台湾的一部分一起归还中国。这是日本巧妙借美国之力对钓鱼岛的再次窃取。

第二，窃取的钓鱼岛日本可以心安吗？显然不能。日本又是加强钓鱼岛和西南地区的防御，又是整天担忧中国会武装占领钓鱼岛，又是演出“购岛”闹剧，都说明日本对于窃取的钓鱼岛怀有深刻的不安。这与窃贼在使用行窃得来的物品心态十分相似。而且，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都没有认可日本的这种窃取。早在日美签订归还冲绳的条约以前1970年，以美国、香港、台湾为核心的世界华人就开始了全世界范围的联合保钓大行动。归还冲绳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了严正声明和抗议，反对日美私相授受中国领土，要求归还钓鱼岛。此后，中国政府关于钓鱼岛声明主权和世界华人的保钓行动从来没有间断，中国渔民的渔船每年都到钓鱼岛海域进行打渔作业。日本无法和平、不遭反对地进行所谓“时效支配”。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和侵吞一直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世界华人的长期反对。因此，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从来都没有达到国际法上“时效支配”的程度。因此，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在长期的战后历史实践中，不断或间断性地对钓鱼岛进行时效管辖和实际使用。包括中国渔民在钓鱼岛海域的打渔、登岛、中国中央政府、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市、县地方政府和台湾地方政府公务船的巡视、对渔民渔船的护渔等等，都是在对钓鱼岛进行本国主权范围内的实际管辖和利用。这些活动经常使日本政府感到不安，甚至不惜与中国的相关人员和船只发生冲突。

第三，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以后也不可能实现“平稳管理”，因为它的主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不可能容忍日本“国有化”以加强窃取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必然强力反制。

钓鱼岛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对中国来说，不仅代表着历史上中国没有彻底洗雪遭受日本侵略和奴役的屈辱；也代表着国际法的公理和正义在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完全厘清和了结；更代表着中国崛起以后的现实利益和必然选择。

钓鱼岛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国走向太平洋的必须通道，是中国撕破某些国家围堵中国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不可能允许其被日本永久控制。钓鱼岛不只是一个不足7平方公里的小小群岛，而是分布在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50公里，附带的海域面积大约18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海域，相当于5个台湾的海域面积。收回这片海域，对中国来说，资源和经济价值也十分巨大。同时，钓鱼岛之争代表着中国维护国家海洋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中国如果失去钓鱼岛，蚕食中国海洋领土主权的态势将会因此而被固化，定型，南海被侵占的岛礁将大部分无法收回而丢掉。因此，钓鱼岛对中国利害攸关，只能是志在必得！

如果日本一意孤行，中国必将陆续出台更加强力，更加有效的反制措施。日本选择钓鱼岛同中国对抗，就是选择继续背负不道义而沉重的历史包袱，同时，也是选择了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进行完全没有获胜希望的赌博。这种无希望的赌博不仅会损害日本的现实利益，也将把日本的未来引向黑暗和苦难。日本清醒的政治家和人民，应该能够以战略、历史和灵智的眼光看到这种危险的暗云已经隐现，从而去努力结交仁义、宽厚的炎黄子孙，避免日本的未来陷入深重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