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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真的被司机“宰”了吗?

本网评论员 2012年11月20日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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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在微博上发消息称其在杭州机场打车被宰。当晚杭州市一位副市长向其电话道歉。很快也有不少网友反映曾在杭州被宰。在这一事件中,各方对“宰客”一词的理解和使用,颇为耐人寻味。

事件回放:杨锦麟议价打车,发微博自称被宰

11月16日上午,杨锦麟降落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准备打车去酒店。从萧山机场到杨锦麟下榻酒店的最短路程为30.6公里,按照当地出租车价格计算,正常费用在104元左右。杭州机场外设有专门的出租车专用候车道,不过杨锦麟当时并未在专用候车道候车,而是直接走到出租车排队车道打车。排队车道上的出租车司机向杨锦麟提出了议价的要求。第一辆车自称特殊价码,要价350元。杨锦麟认为这太贵了,没有坐,并发了一条微博:“杭州萧山机场出租车管理无序,价格昂贵,刚刚问了一辆自称特殊价码的出租车,司机问了目的地,开价350元,好家伙,这应该是全世界最贵的出租车价码。”

之后杨锦麟仍然没去排队,又换了一辆出租车,这辆车的要价是200元。杨锦麟为了赶时间,就同意并上了车,但仍觉要价太贵,于是又发微博:“为了赶时间,找来一辆便宜的出租车,议价车,200元……”之后又紧接一条:“如此明目张胆宰客的议价出租车现象,不会让杭州这座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蒙上一点洗去不掉的灰尘吗?”

杨锦麟的微博有数百万粉丝,这几条微博很快惊动了当地媒体和政府,当事的出租车司机也很快被确定,按规定他可能面临数百到一千元的罚款。当晚,杨锦麟的微博又提到,杭州市一位副市长亲自打来电话道歉,同时杨也又提到这位司机还送回了他遗落的钱包,并希望不要将其过分处理。

杨锦麟图省时间同意议价,再指责司机未免“得了便宜还卖乖”

事情的第二天,舆论各界对此事的评论纷纷发酵。有的人认为副市长亲自道歉对其他“被宰”的乘客不公平,有的人认为司机给杨送回钱包杨还指责他是“忘恩负义”,也有人反映自己曾在杭州机场“被宰”。其实,知名人物为自己认为的不公平发声,政府进行形象公关都无可厚非。不过,杨锦麟从一开始就谴责这种议价方式并自称“被宰”,倒是颇有可商榷之处。

从杨锦麟整个议价的过程来看,他为了赶时间,主动去寻找在排队等待的出租车,而司机的开价他也接受了。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交易:杨锦麟得到了他想要的节省时间,而司机得到了双倍的钱,价格是经过双方商量同意的,也不存在司机故意绕远路或者到了目的地再提价的情况,因此杨锦麟再去指责司机未免没道理。要知道如果司机不愿议价,杨还得去候车通道那里乖乖排队等车。确实有点“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意思。

当然司机确实违反了出租车公司的规定。不过从监控录像显示的打车过程来看,机场本有候车通道,显然杨锦麟并非不知道应该去排队候车,但他为了赶时间去后边排着队的出租车寻求能够快点打到车。所以如果要说违反管理规定,也是杨锦麟违规在先。并且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没有杨锦麟去后面找司机,司机也无从和人议价;司机不议价谈定价格,杨锦麟就还得去按规定排队等车。既然是双方一起违规,杨锦麟也没有立场去指责另一方“违规”。

把自行议价称为“宰客”,是对议价行为的误解

杨锦麟的其中一条微博说:“如此明目张胆宰客的议价出租车现象,不会让杭州这座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蒙上一点洗去不掉的灰尘吗?”

从事件的后续报道来看,似乎萧山机场出租车“宰客”现象此前也并不鲜见,不少网友反映,自己也曾在萧山机场“被宰”。当然,自行议价的行为确实违反了出租车公司的管理规定,不过应不应该称其为“宰客”呢?

一般我们使用“宰客”一词时,通常用于表达两种意思:

1)进行交易时(一般是先服务后付费的交易),卖方故意隐瞒价格或用虚假价格欺瞒,最后付费时却要求支付明显高于买方预期的价格。

2)卖方在交易前标出一个超过买方预期的价格,买方同意交易但认为价格过高。

显然前一种涉嫌合同欺诈;而后一种,则大致可以认为是基于自愿的合理交易,虽然这样的价格一般会违反一些行政规定,如出租车公司、物价局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排除一些卖方利用了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的情况),产生这种“过高”价格本来就是因为行政规定的价格与市场自行决定的价格有出入,买卖双方自行调节所致。这样自发的议价行为能够成立,本身就说明两边都认为这对交易双方都有好处,没有必要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更不应该出现交易的一方谴责另一方的状况。

“宰客”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用于指责涉嫌合同欺诈的行为并无不妥,但当用于描述这种双方互相同意的议价时,则未免有失偏颇。应该认识到,这种议价一种自发而有益的改善。

出租车统一定价是常态,但也应在道德上肯定议价

出租车的管理制度和定价机制是一个在全世界都有争议的问题,从经营的效率角度考虑,以公司规模管理运作更佳,公司统一定价也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有优势。相比每次打车都要个别议价的方式,公司统一定价能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一般的供需形势,并且打表能够避免司机利用乘客对道路不熟悉而“宰客”的情况。同时统一定价也省去了双方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精力浪费。

不过,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局部市场的供需关系与平常差别很大,比如像杨锦麟这样想要“赶时间”的,如果司机都按规定办事,那么他的需求就得不到满足。在一些路远、司机去了就要空跑一个单程的地方,如果完全禁止议价,那么结果就是没有司机愿意载人去那里,那里的人也不可能打到车。在这种情况下,自行议价确实更有效率。

当然议价也有不少问题,如没有发票,缺乏搭乘的记录,有遗失物不易联系司机等等,目前基本作为统一定价规则之外的“灰色地带”存在。将一部分情况下的自由议价纳入正规的定价体系,使司机在特殊情况下议价时消除“违规”的道德和经济顾虑,确实是出租车定价机制应该考虑的改良之一。虽然是否有可操作的具体方案,在未付诸实践前不得而知,但至少,应该首先正视自行议价这一“潜规则”的道德合理性。如果人们一直称之为“宰客”,那么恐怕也没有公司会敢于在这方面进行制度探索。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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