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3期

央视网评

新型城镇化，“均衡和谐”是关键

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2013年主要任务包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其中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用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语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镇化的每一步，既是城市经济社会深度现代化与集约化的过程，更是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进程。从城市化到城镇化、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中国开始对自己的发展精准定位。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型城镇化”被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回顾近期的舆论话语，“新型城镇化”已成为社会热词。十八大报告“新型城镇化”的表述尤为醒目，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目标鼓舞人心；此后，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表示，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目标清晰，定位明确，“新型城镇化”正在从顶层设计走向微观落实。

如果从外延上讲，“新型城镇化”当指向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基本特征，指向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基本格局；但从内涵上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更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这些天，我们对“新型城镇化”的表述与畅想很多，譬如有关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能创造约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又譬如有经济学家预计，作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实现新型城镇化至少需要花费24万亿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眼下而言，我们在考量“新型城镇化”概念时，恐怕不能仅仅算经济账，将“新型城镇化”完全工具理性化——更重要的，当将此视为缩小城乡差距、纾解社会矛盾的历史性契机。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均衡。中国的发展，既患寡、更患不均。日前，西南财经大学发布报告公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称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这些数字尽管未必有权威的回应，但契合民生感受，那么，“新型城镇化”，起码有责任在推进中弥合这种差距。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测算，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23%，在城镇化等因素的带动下，每年将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0%左右，从而形成一个高达6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壮大中国的中产阶层、“控高”又“保低”——这不仅拷问着“新型城镇化”的良心，更拷问着其“质量”。

“新型城镇化”的取向在于和谐。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利益诉求多元、权利博弈复杂，在城乡二元结构客观存在的事实语境下，各种问题与症结亟待纾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任务，指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事实上，“新型城镇化”对于政府和公共机构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譬如资源环境矛盾、收入分配矛盾等，那么，在城镇化过程中协调好社会关系、规范好社会行为，必能在促进公平正义、捍卫良善秩序的同时，有效化解社会风险，维护民众利益。

2002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到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我们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今天，“新型城镇化”再进发，抓住“均衡”、“和谐”的关键词，城市或者农村，都当成为“美丽中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