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革、转型、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特约评论员李佐军

  中国经济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像先行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开始进入增速换挡期。与以往的周期性波动有所不同,这次增速放缓具有三个新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比较长,从2010年以来已持续了5年,若从国际经济危机前的高点2007年算起,则已持续了8年,而且目前还在探底的过程中;二是下降幅度较大,从2010年的GDP增速10.4%下降到2014年的7.4%,若从国际经济危机前的高点2007年算起,则从14.2%下降到2014年的7.4%;三是经济探底后可能难以回复到原来的高度。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笔者认为,这有其必然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既有短期因素,也有中长期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下面主要从中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角度进行分析,将其他维度因素融入其中进行分析。

  从中长期因素来看。第一,人口因素。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开始出现。第二,资源因素。近年来,中国的资源能源消耗过快,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第三,环境因素。环境污染和污染治理会影响经济增长。第四,发展阶段因素。对GDP增长贡献较大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已呈颓势,表明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正在过去,煤炭、化工、钢铁、有色等重化工行业近年来的销售利润率大幅下滑,明显低于工业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从国际经验和长期趋势看,这些行业的需求历史峰值已过去。2013年建筑、煤炭、钢铁、电气等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冶金、电力、煤炭、建材、石油、化工等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过峰值期,今后将逐步回落。第五,改革难度因素。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都基本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需要动既得利益了,这就会遇到较大的阻力,改革的动力不如以前大了,改革的难度则加大了。第六,基数因素。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已达到63.6万亿元,已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基数已经很高了。在高基数上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不太可能了。

  从短期因素来看。第一,投资因素。多年来,中国经济对投资高度依赖,进入新世纪后投资率不断攀升,2003年达到47%,2006年达到52.3%,2009年达到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警戒线。但投资效率较低,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投资对GDP增速的贡献率已从2010年的54.8%下降到2014年的48.5%。第二,消费因素。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0年的47%,再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34%,再持续下降到2012年的29%。而2011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70%,比中国高出一倍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降,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一季度分别为18.4%、17.1%、14.3%、13.1%、12.0%、10.6%。第三,出口因素。由于2008年来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之国内“高成本时代”的悄然到来,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得中国产品出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出口同比增长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31.3%,下降到2012年的7.9%,再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4.9%。第四,政策因素。2008年后的几年,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现已进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消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经济增长。在重塑地方政府的考核导向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

  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要认清其必然性,不必过于忧虑和惊慌;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转型、创新等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经济尽快向健康、可持续的新常态过渡。(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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