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七七” 须警惕安倍的右倾路线

特约评论员冯昭奎

　　78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由此拉开了八年抗战序幕。然而，日本国内围绕这一事件的起因和性质却仍认识混乱，特别是安倍政权的扭曲史观和右倾化路线，值得警惕。

　　在2014年12月安倍搞“突然袭击”式的众议院选举后，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胜出，安倍晋三很可能再当四年首相。这就给安倍留下充足时间进行各种政治运作，特别是实现自己的夙愿——修正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安倍推行修宪之路可能未必顺畅，但安倍继续推行以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的右倾化路线，仍可能给中日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根据日本宪法，修宪议案在众议院通过后需经参议院再次审核，若被参议院否决但经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即可生效。自民党与公明党在众议院获得2/3以上议席，今后将可行使众议院表决权，使一些被参议院否决的议案生效。然而，根据日本宪法第96条规定，即使国会提议修宪，还要由国会发动公投议案并获得半数以上国民的赞成方可实施。为此，安倍认为需要发起一场“国民运动”，唤醒更多国民的修宪意愿。

　　然而，与安倍意愿相违的另一场“国民运动”早已兴起，由大江健三郎（作家）、梅原猛（哲学家）等人发起组织的“（宪法）9条之会”，在日本全国呈燎原之势，在各行各业各地，冠有“9条之会”名称的团体达7500个（2011年数字）之多，然而，安倍却对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呼声置之不理，坚持要修改宪法，其专制蛮横态度与当年日本军部领导人如出一辙。

　　70年前，日本在“战后体制”下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和现代化国家，然而，如今日本领导人却执意要摆脱这个曾给日本带来巨大好处的体制，那么，他们真的是为了创建一个比“战后体制”更符合当今日本国情的新体制吗？

　　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日本战后体制是对战前体制的“否定”，而战后体制延续了70年，战后宪法未经修改地实行了68年，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能适应当今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缺陷和问题（例如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终将会出现一种新的体制、一部新的宪法取而代之，从而实现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否定之否定”绝非意味着回到上一次“否定”之前的状态，而是周期性螺旋式的上升和前进的过程，具体到日本的发展道路，未来将可能出现的对战后体制的否定，是对战后体制的变革和继承这两者相统一的“扬弃”，更不是“回归”到那个可怕的战前体制，然而，把安倍所谓的“摆脱战后体制”与他修正侵略历史、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等行径结合起来看，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对战后体制的“摆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是对战前体制的“回归”，让“曾经的强权国家和极端国策重现”。

　　安倍的“摆脱战后体制”带有浓厚的“回归传统”、“回归战前”的色彩，是背离历史前进方向的倒行逆施，不能不使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能否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极大担忧，与此同时，也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只有共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据日本共同社7月5日报道，安倍在重新考虑历届政府历史认识时，关于政府见解的某些核心关键词汇，多采用“定义尚未确定”或“没有确实证据”等措辞，通过这种手法使结论难以被断定，或间接否定原有历史认识。典型的例子当属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发表的战后50周年谈话。这篇谈话的核心词汇是“侵略”。但安倍当时在小泉内阁担任官房长官，一方面引用2005年8月小泉发表的战后60周年谈话提及了“侵略”，但在其后的答辩中指出“当然还有如何定义侵略战争这一问题。谈到该定义是否已被确定，那么还不能说学术上已有确切定义”。安倍第一次担任首相后的同年10月，他在一份答辩书中称“国际法上关于侵略的定义有种种讨论，不知道存在确切定义”。这是拐弯抹角的讲法，有“无法断定为侵略”之意。

　　2015年夏季，据报道“安倍将借二战周年纪念之际发表其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人们将拭目以待。（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