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放权改革才能激发教育的活力

特约评论员熊丙奇

　　3月1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会，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贵州大学校长郑强5位全国人大代表，就完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的提问。沈健代表说，下一步的教育发展必须以改革作为动力。

　　我国高等教育，经过过去2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解决了数量的问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7.5%，接下来，必须解决的是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而这都必须向改革要答案。

　　其实，我国在制订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时，就已经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即高等教育要从追求数量、规模，转到注重内涵、提升质量，为此，提到了一系列改革，包括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办学体制改革，等等。但是，从纲要颁布至今的四年多时间的改革实践看，这些改革，都在启动，但是，触及实质的改革，还不多。

　　比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逐渐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可到目前为止，这一改革，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今年两会上，南开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大学校长姓名后注明副部长级是“丢人”的事，然而，要取消这“丢人”的行政级别，面临很大的既得利益阻力。而如果校长的行政级别不能取消，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就很难。--由于校长有行政级别，因此，校长的选拔、任命、管理、考核都会“官员化”，校长的首要身份是官员，办学首先得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对师生负责。

　　再比如，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格局。但是，在去年颁布的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中，“招考分离”却未提及。而这是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关键所在。高考制度改革，包括考试改革和录取改革，其中，录制制度改革是核心，如果录取制度不改革，只进行考试改革，包括考试科目改革、分值改革、命题改革，都可能导致“换汤不换药”的结果。今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对高考改革方案很不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无论是取消文理分科，外语一年两次考，还是恢复全国统一命题，都只是考试改革，在录取制度方面，没有多大突破。

　　还比如，去年，我国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其中一项内容是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院校，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引导部分本科院校转型，这是对高等教育结构进行调整，以便高等教育结构能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接轨，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本科院校，对转型并不积极，原因在于，在大家心目中，职业教育还低人一等，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是在“降格”。这种观念不消除，那么，高等教育结构，就很难顺利调整。而要消除这些观念，必须清理教育歧视性政策，让各类教育、各类学校平等竞争、发展，不能人为制造教育、学校的等级、身份--像985、211、一本、二本等，就是行政部门制造的教育等级和身份。

　　以上这些改革，如果要触及实质，都要求直面既得利益，推进政府放权--取消行政级别，要求政府转变管理学校的方式；实行招考分离，要求政府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机构，把选择权交给学生；消除歧视性政策，要求政府取消各类行政性质的教育计划、工程和行政评价。因此，教育发展要以改革为动力，而改革要真正推进，核心在于放权，只有政府放权，才能激发教育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