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师生“不正当关系”先消模糊地带

特约评论员佘宗明

　　10月9日，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划出师德禁行“红七条”，其中包括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等。“禁止教师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甫一曝出，也引发网民热议。

　　今年年初，教育部曾公布《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将中小学教师骚扰学生、要求学生有偿补课等，都列入了“违反师德”的范畴。而今教育部又划出“红七条”禁令，则指向高校师德问题。其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在划红线、树底线中规制“师权”，也倒逼师德改善。

　　但应看到，“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说法，在坊间引起不小争议，究其质疑声所指，主要在于几点：一者，究竟什么是师生不正当关系，《意见》并未给出明晰界定；二者，禁止师生间发生不正当关系，似乎跟许多人寄寓“师生恋”的浪漫想象相违，在“法律不及”的语境下，它也容易招致侵权私域的质疑。

　　平心而论，单以道德角度论正当与否的话，有配偶的高校教师与学生存在两性关系，被认定为关系不正当，或许罕有异议；可问题是，在高校里还有不少教师是单身的，他（她）们与学生谈恋爱，属于不正当关系吗？在认知歧异的情境下，人们注定会对此莫衷一是，有人兴许会拿鲁迅和许广平“师生变伉俪”的佳话说事，认为它是个体恋爱自由，无可厚非；也有人认为此举不妥，逾越了师生应有的角色关联。

　　的确，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也都属于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名义上讲，其恋爱的选择自由应得以保障，包括师生恋。但果真如此吗？

　　有必要认识到的是，师生恋对应的角色交叉很繁复，师生间的关系通常就处于不对等状态，这也导致其“自由”成分容易受牵制；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的外延囊括了某些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比如说，学分赋予、评定奖学金、毕业论文通过等等，导师往往都处于话语垄断地位，它可能滋生的后果就是，师生恋已成诱惑、胁迫、潜规则的光鲜外衣，并成为性骚扰、性侵害的幌子，而师生的“恋人关系”附着，还会损害其他学生的利益，形成不公平竞争。

　　正因如此，在不少国家、地区的高校，都对师生恋采取禁止的态度。比如哈佛大学，早在1984年就率先在美国高校中，颁布了禁止教授（包括教授的学生助理）和其直接授课与指导的学生之间有浪漫关系的规则。而随着师生恋引发的纠纷一度频发，禁止师生恋已成美国高校普遍通行的规则。不止是美国，在日本等国家，师生恋也是校园里不可触碰的雷区，是师生都须避讳的。否则，涉事教师很可能“教席不保”，失去饭碗。

　　在我国，也有个别高校曾颁布类似禁令，如武汉科大就曾发生禁止师生恋事件，规定教师若与学生恋爱，会在学期工作考核中面临“一票否决”的处罚，直接影响到其职务晋升和职称评聘。一时引起舆论扰攘，很多人都以私生活的定性去看待此事，而忽略了附在具体角色上的职责伦理。

　　说到底，禁止高校师生恋，并非干预教师、学生的恋爱自由，教师和学生可以恋爱，但在未跳出现有的校园师生关系的前提下不可以，当学生毕业，就没问题了。它无关“避免有伤风化”，而只是基于特定关系的让渡式规则设计，规避二者关系含糊下的问题集结。

　　实质上，正如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在著作《耻》里所写的：“作为教师，我们是握有权力的人。也许该禁止将权力关系和性关系混在一起……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应当表现出格外的谨慎”。而国外大学禁止师生恋，就是源于这种“谨慎”。

　　尽管说，“地情”各异，各个国家、地区的教育法规未必就该趋同，但无可否认，将师生恋纳入公共伦理、职业素养的视角下审视，也已逐渐成为国内民众的共识。在此情形下，或许应将师生恋都归于“不正当关系”之列，对“不正当关系”概念界定引入法律视角、加以明晰化，以消除个中的含糊地带，给师生恋戴上更紧的紧箍咒，避免它成为师德坍塌的现实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