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禁设最低消费：割肉还是契机？

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国庆黄金周刚过，8日，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并决定自11月1日起施行。这部由两部委联合签发的2014年第4号令一经颁布，就在餐饮业内引起轰动。（10月9日《北京商报》）

　　餐饮新规之所以引起轰动，最抢眼的要数第12条和第21条：第12条明确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而在第21条，规定“对于餐饮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及规章有规定的，商务主管部门可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没有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中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句话，原先只能是炮轰而已的“餐饮最低消费”霸王条款，终于在制度层面有了刚性的应对武器。

　　餐饮最低消费究竟是经济学领域的觅价行为、抑或是法理层面的侵权行为？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见仁见智。但从中国的顶层共识来看，“将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撤下餐桌”，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共识。早在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回复媒体采访时明确，“禁止自带酒水”、“包间设置最低消费”均属于霸王条款。随后的3月15日，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包间最低消费”、“开瓶费”等霸王条款也在法律层面宣告终结。

　　遗憾的是，说法归说法，现实归现实。回头来看，市场交易中的最低消费仍未禁绝。今年9月，上海媒体总结最低消费禁令的“半年报”，结果却发现--全聚德包房设最低消费，上海会馆明确规定包房最低人均消费200……申城七成受访饭店仍在设包房最低消费。数字胜于雄辩，此前，中消协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14年上半年，餐饮服务投诉同比增长高达67.5%，引起纠纷较多的仍然是开瓶费、最低消费等老问题。

　　问题跌宕难解，说到底无非是三个原因：一是制度设计语义模糊，正如法律人士所言，“一般来讲，只有最高法以明确的公文颁布的，才能被称为司法解释。最高法给媒体的回复绝对不是司法解释。”因此，当真维权也比较困难。二是情理上似有宽宥之处。譬如包厢服务往往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从价格形成机制上说，区别定价也似乎情有可原。三是市场监管部门睁眼闭眼，未必将此类霸王条款放在心上。譬如广州市工商局此前明确表态，“新《消法》对餐饮企业设‘最低消费’并无明确禁止性条文，对于‘最低消费’也不能一概认为‘霸王条款’。”正因如此，“最低消费”似明似灭地纠结着。

　　有人说，中国餐饮业已经在“八项规定”及“反四风”等禁令或行动中寒风瑟瑟，如今再被扣在霸王条款的刀板上，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下去了。这个逻辑，与反腐拉低GDP如出一辙。事实上，抛开“最低消费”究竟合理与否不说，商家若能顺势而为、放低姿态，在尊重消费权益上有所作为，起码也是顺应民心、顺应市场之举。一方面，餐饮“最低消费”确实有着明显的“傲慢与偏见”，尤其是少数商家在告知义务等层面未及妥善履行，结果导致消费者吃亏上当。取消最低消费，买卖互信，那么，消费者一般也不会点一碗面条要求享用包间。另一方面，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全国餐饮市场总收入回升趋势非常明显，较2013年和2012年同比增长将近8%。以黄金周为例，据商务部监测，10月1日至7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975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1%。大众化餐饮消费越来越旺，价格适中的家常菜、平价自助餐等成为不少市民节日聚餐的首选。不少中高端餐饮企业打出“亲民牌”，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推销特价菜、半份菜、团购餐等，受到消费者欢迎。于此可见，餐饮企业打文化牌或亲情牌，将餐饮、文化、情感诉求有机融合在一起，少一些冷冰冰的“最低消费”，多一些温情与体贴，危机也会成为契机。

　　餐饮禁设最低消费，这是裨益消费者的举措，但若能顺势而为，对商家何尝不是多赢之举？眼下，中国餐饮业正在转型升级，网络化个性订餐风生水起、O2O市场规模在2015年将达到1200亿……面对这样的现实，与消费者走得更近一些、与消费权益走得更近一些，起码不是什么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