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蝇打虎,当对“裸官”特别关注

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记者日前从广东省委组织部获悉,广东已基本完成全省“裸官”任职调整工作,共对866名干部作出了岗位调整处理,其中市厅级干部9名、处级134名、科级以下723名。据悉,调整的9名省管干部中,6人因接近任职年限、免职后没有再安排其他职务,3人调离现职岗位、改任其他职务。(7月26日《新快报》)

  “想发财,莫当官。”但自古以来,似乎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能挡住寄生在权力之上的欲望之手。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这个比喻指出了“裸官”的三个特点:一是妻儿都在国外,没有家的感觉;二是四处吃野食,权力寻租更自由;三是随时可以“飞”走,没有后顾之忧。今年7月15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在向福建省反馈巡视情况时,再次明确提到“裸官”问题,称厅处级领导干部“裸官”较多。

  有一点是肯定的:“裸官”不等于问题官员,但因为身在曹营心在汉,“裸”与“腐”之间的直线距离,也许更近、更短。

  早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谈到“裸官”问题就直言--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那么,相较于国外不菲的定居与生活成本,再衡量下官员并不算优渥的薪资收入,“裸官”们有必要向纪检监察部门及公众交代一下:这些费用,从何而来?能佐证这个疑问的数字确实很少。早前,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经济专家樊纲更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当然,正如论者所言,“所以,当官员们脚踏两条船,身穿救生衣,随时准备弃船而逃时,不仅会严重打击国民士气,也有损国家形象。故而裸官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其政治影响恶劣。”

  这些年,携巨款外逃的“裸官”层出不穷。从蓝甫到卢万里,从许国俊到杨秀珠……中央巡视组去年甚至专门指出广东“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从眼下摸排的情况看,广东共有“裸官”2190名,且“由于历史、地缘和人文等原因,广东‘裸官’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等地”。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连番治理“裸官”的号角之后,仍有数千名“裸官”浮出水面,这样的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二是“裸官”集中在发达地区及肥差部门,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常识上的联想。

  “裸官”值得警惕,是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大概率地合演了一幕“贪腐路线图”:腐败敛财--家居海外--转移财产--择机外逃。为了惩治“裸官”带来的权力异化风险,制度设计也没闲着。2010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明确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属于“裸官”。今年1月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深化了“裸官”任职监督,明确“裸官”不得被列为考察对象,防止带“裸”提拔。紧接着,《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管理范围,即“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移居国(境)外”,是指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

  不过,仅仅有规定还不够,防止“裸官”滑向“贪官”,关键还看下面三个层面的后续努力:一是将“裸官”花名册公之于众,提请体制内外合力监督;二是加速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的顶层设计,让“裸官”转移不了财产;三是坚持“是裸必报、隐瞒必核、凡提必限”的原则,要么别“裸”、要么别当官。

  在拍蝇打虎深得民心的时候,对“裸官”秉持十二分的特别关注,这既是反腐大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权力监督机制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整治“裸官”行动,不能只是广东一家的事,全国层面的普查与行动,也该有时间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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