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霸”出没，谁当注意？

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钦州二中近日被网友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30多岁的吴善柳今年在该校参加高考，夺取了钦州市理科状元，现被清华大学录取。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曾辗转多所学校参加高考，并几次考上重点大学，但连2011年考上北京大学都没有去读。网友称他是“高考专业户”，并指责这样做会导致另一名考生失去就读名校的机会。（7月18日《南国早报》）

　　也许用“考霸”这样一个不太善意的标签来概括吴善柳十来年的复读路程，有点残忍，也有点情绪化。毕竟，不管怎么说，“考霸”也好、“考神”也罢--他不是花钱买卖国家二级运动员的“体优生”，也没有参与李代桃僵的舞弊事件。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在规则内游走，尽管可能带来这样那样的消极示范，但总归不违法、不逾矩，就像民政部要求大家宽容陈光标“不违法的慈善”一样，只要教育法令没有对其说“NO”，在这个多元的社会，考什么学校、走什么路，都是个人的选择自由。

　　说这些的意思，并非要为当事人背书。而是在分析“考霸”事件的时候，基本的理性与法治理念，是最底线的维度。在此之上，我们才可以心平气和去关注这样一个人、一起公共事件、一个公共现象。

　　那么，为什么舆论与民意对之诟病有加？这个问题耐人寻味。不客气地说，对待近期几起暴恐事件，不少媒体还会对肇事者秉持煽情而诡异的“善意”，但为什么偏偏对“考霸”事件异口同声地反对与质疑？这背后，恐怕还是公平焦虑使然。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者，“考霸”会是生财之道吗？7月16日上午，钦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及钦州市教科所有关负责人称，对于高考特别优秀的学生，前几年会由财政划拨专项资金，以现金作为奖励。近两年来，政府已取消这笔专项资金，所以就没钱奖励了。换句话说，状元盆满钵满的历史，并不是传说。以安徽的一考生为例，多次参加高考，先后被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但是均未报到，选择复读，而这名考生获得的地方奖励就有80多万。利益链板上钉钉，只怪考生当不了“柳下惠”？

　　二者，取而不读会否浪费学位资源？有人这么认为，“为一己之私，占用多年社会资源，不太厚道。”因为按照高考院校的招生计划，如果被录取的学生没有去读，就会浪费该校一个招生计划名额。这话自然有据可循：譬如早在2007年，甘肃就对“考而不上”的考生出台特别规定。当年5月28日，教育部学生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甘肃情况特殊，教育资源有限。甘肃此举是为了保护有限的教育资源，让考生珍惜学习机会。据悉，2006年甘肃省有2．2万名考生未报到，2007年，甘肃省对“考而不上”的考生出台特别规定：对填报志愿并已录取的考生若不报到入学者，将载入考生诚信记录，下一年录取时省招办将其上年度录取未报到的情况向投档院校提供，录取与否由院校决定，如因上年未报到被投档院校拒录，其后果考生自负。如果因“考霸”而浪费宝贵的名校资源，民意自然要沸反盈天。

　　这两个问题，说到底，一个是高分情结太傲娇、一个是制度BUG太明显。就算把吴善柳不恰当地比作“范进”，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谁制造了高考名利场“成王败寇”式癫狂？

　　这里有两个背景：一是状元商业化、高分政绩化。譬如2014年广东江门高考文科状元龚若晴近日告诉记者，就在她正式被北京大学录取后，各类“求代言”、“求参加”的有偿商演活动的邀请“接踵而来”。至于钦州二中等门口亮瞎双眼的“喜报”，还不足以窥见背后的教育政绩取向吗？状元热，尽管教育部禁令不断，哪年停得下来过？二是对“考而不上”等虚掷资源的个人行为缺乏约束，这也变相鼓励了个别考生一次次考试、又一次次重新选择。高考的严肃性、录取的规范性，缺乏兜底线制度设计。

　　社会生病，不能个人吃药。这些问题，不是吴善柳的问题，也无法靠一个人的“自觉”来化解。退一步说，其实我们甚至都没有脸面对“考霸”道德谴责。因为，“考霸”迭出、“高考工厂”轰隆向前，教育改革岂能作壁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