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这回就该“玩真的”!

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始于1994年的公车改革,在第20个年头终于破冰。昨日印发的公车改革的两个文件,不仅明确了公车改革时间表,而且确定了补贴标准等车改细节。在一直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等专家学者看来,公车改革之所以历经20载进展缓慢,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来自利益阶层的阻力,“但目前,在顶层的强势推动下,原来的阻力已不存在,官员阶层达成了‘共识’,如果不接受车改、抵制车改,那就不必做官”。(7月17日《新京报》)

  20年倏忽而逝,中国的公车改革终于从“逗你玩”走向“玩真的”。

  这回,惊呆的不是小伙伴,而是一度对车改丧失信心的民众及舆论,以及对车轮上的福利寄寓无尽痴缠之心的部分官员。

  回头看看车改之路,河早已趟过去了,只是少数地方还在假装摸石头。

  1994年,中办、国办颁布《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被视为我国公车改革的发端。自此开始,国家层面屡次将公车改革提上日程。此后,1999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各个级别配车的价格限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于2004年、2008年出台文件,要求“正常工作日公务用车停驶20%,休息日全部停驶”等。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了“积极推进公车制度改革”。只是,计划于2011年出台的改革方案,一直是“但闻楼梯下,不见人下来”。更为吊诡的是,地方试点绝大多数也是人走茶凉抑或无疾而终、相继搁浅,坚持下来的仅有杭州、温州等少数地区。直到2014年全国两会,公车改革再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提到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到,“今年将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数月过去,顶层设计正式践约。有人说,这样一份约定,今天有了瓜熟蒂落的大背景:一来,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不准违规配备公车”;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其中关于公务用车的要求是,“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密集的鼓点,从未停歇。二来,简政放权成为大势所趋,在拍蝇打虎的当下,公权更为谦抑。公款吃喝少了,公费旅游少了,“车轮上的腐败”自然也会水到渠成地被解决。

  那么,为什么要车改?这个问题早已不是问题。前几天,媒体还曝出内蒙古已对“大排量越野车在锡盟草原遮挡号牌、采风‘拍马’”一事展开调查。随后,公车私用的桥段再次令舆论义愤填膺。反四风如此声势浩大,车轮上的腐败还是无可禁绝——车改,还能再看再等吗?当然,数字更有说服力,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预计:如果以民间流传的3000亿元财政支出为依据,那么,一旦车改到位后,每年减少的支出将超过1500亿元。如此几年累计下来,不仅公车腐败得以改观,开源节流的财政预算足以为民生分享不小的红利。

  今天,中国车改强势推进,顺民意,得民心。

  当然,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改革能否兑现初衷,最关键的还得看落实。怕就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怕就怕虚与委蛇或李代桃僵。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标准有了,如何监督与考核?车改要是不能纳入政绩考量,这种自我革命的利益变局,恐怕还是会多有困难。二是行政权力变通的能力仍不容小觑,公车可以“改”没了,企业会不会投其所好为其代偿?如果监督举报通道不畅,缺乏制衡的车改很可能沦为新一轮“变相加薪”。三是车改要彻底,也要考虑基层公务用车的实际情况——不该有的车要取消,该有的要特别标注;利用率不高的公车要取消,疲于奔命的公车也要保护。四是在改革过程中,也要监督好改革环节本身。比如公车拍卖,比如公车司机的安置问题,更要公开透明,经得起程序正义的考量。

  车改“玩真的”,财政才能治好配置失衡的顽疾,而寄生在公车上的各色利益链,才能归寂于法治规则与权力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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