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规苛律为何禁不了权力道场？

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2014年7月2日，昆明，日前，有居民反映矣六街道办子君社区主任张荣因父亲去世大办丧事，包下社区内3个客堂摆宴请客，每餐400多桌，就餐人数上千人。目前，官渡区纪委已介入调查。（7月5日新华网）

　　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歪风，真的像吃了广告里的某种口香糖，简直就是"再也停不下来"的节奏。

　　数字最有发言权：2014年5月26日，中纪委发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违反八项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979人，其中因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受处分官员达1300人，占10.9%。这其中包括2名省部级、74名地厅级干部。有媒体梳理中纪委通报的数据发现：去年9月至今，在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类型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这一类别的"案发率"稳居第三。

　　客观上说，类似昆明张主任这样的排场与规模，确实并不多见，很有点冲吉尼斯纪录的意思。当然，中国人自古讲究礼尚往来，不排除当事人交际面广，平时交出的人情账单多，遇事办宴席的回报率自然水涨船高；加之早在《左传》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当事人化悲痛为操办的力量，似乎也不是不能理解。此外，不少人认为，根据《公务员法》及《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街办主任可能连"官儿"都算不上--于是就出现下面这样的现状：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称，"操办婚丧嫁娶事宜的相关规定只要求到乡（科）级副职以上干部，而未要求到社区，所以街道办并没有要求备案"。

　　这些说法看似有理有据，腔调十足，不过，显然经不起逻辑的推敲。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是中央和中央纪委三令五申严厉禁止的，也是当前大力查处和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之一。诚然，"严禁大操大办"的法理依据出自《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看起来，不是党员、不是干部身份，就可以有了法外豁免权。但早在上个月，中纪委官网专门刊登了一篇《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强调对"大操大办"适用范围的时候，特别提醒"村居干部不应降标准"。这里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村居干部看似没有公务员身份、甚至也不是党员，但在民众眼里，从来没有"不拿豆包当干粮"，他们言行举止的"观感指数"，直接濡染并呈现给民众中国官场风气；二是村居干部掌控实权，往往身份复杂，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因拆迁或引资等程序繁杂，他们甚至成为贪腐要案的"高发区"。有权，自然就要受监督。

　　正因如此，中央纪委提出六条标准来判断是否涉嫌大操大办：一看是否使用公款；二看是否使用公物，如公车等；三看是否使用公产，如免费使用礼堂等；四看来宾中有无管理和服务对象，是否收其礼金礼品，特别是有无借机敛财；五看来宾中有无使用公物；六看是否影响他人休息、破坏环境。对照而言，当事人在丧事操办中，起码有明显的几个违规细节：一是"摆宴席的3个客堂相隔不远，其中一个门头上写有'子君彝族小学'字样；二是丧事现场停有不少执法车辆等公车；三是上千人的规模已经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此事真相如何、怎样定性，自然有待地方权力监督部门跟进回应。但值得反思的是，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从中央到各地出台的领导干部婚丧嫁娶禁令达数百个，各种"报告制"、"限礼金令"、"限客令"不一而足，但为何治理成效却显然无法媲美于治理公款吃喝？

　　论说到底，恐怕还是两个原因：一是风俗难移。尤其在不少基层地方，婚丧嫁娶中的不良习俗根深蒂固，顶风违纪也不鲜见。二是治理暧昧。有分析指出，中纪委通报的数据和案例表明，违反婚丧嫁娶禁令的官员以乡镇级居多，约达80%以上。这里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规定适用与否的纠结。如果不能厘清何为"法内之地"，大操大办恐怕更难禁绝。

　　所谓乱世重典，面对屡禁难绝的权力道场，惟有无分大小轻重、一律纳入监管与问责的笼子，"礼金敛财"的权力勾兑术或许才会真的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