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消费“野菜男孩”杨六斤的命运?

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男孩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4年前爷爷奶奶去世,他独自生活,住在空房子里,每星期从堂哥那里领10元生活费,常吃野菜充饥,还自制工具抓鱼吃。5月底,他的故事在广西电视台播出。6月6日,深圳康桥书院两位义工把杨六斤接到深圳读书,但很快他又被堂哥和镇政府干部接回广西老家。(6月25日央视网)

  “穷吃野菜无人问,富在深圳有远亲”。这是网友们对小六斤命运的深刻概况,听起来似乎有点刻薄,却又说不出地入木三分。杨六斤的经历经报道后,很多人给他捐款。从弃儿到“宠儿”,一切的转折点,在于500万左右的捐款。

  从孤魂野鬼般的漂泊游荡,到最初一些媒体报道的门庭若市般的千里“争抢”,杨六斤前后境遇的变化,难免遭到网友的质疑,不少网友认为堂哥和当地政府“抢”回六斤可能是为钱为名。不过很快,康桥书院的院长站出来,否认了“抢人”一事。

  尽管当地政府从深圳学校“抢人”的误解已得到澄清,但杨六斤独自艰难生活6年的遭遇仍暴露了当地政府一些工作的失责。眼下而言,网友关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这样一个可怜的孩子,专业的说法叫做“事实孤儿”,本该在社会救助的兜底制度中避寒祛暑,却过着野孩子般的生活。职能部门不在媒体曝光后反思救助责任,却在事后急着接这样一个“名人”回家,权力伦理何在、权力公信何在?

  第二,善款的去向,在有关部门与亲戚急吼吼“接人回家”的戏码后,尤其让人担心。数百万的善款,对谁来说都不是小数目。那么,社会大众为杨六斤捐赠的善款,究竟该怎么支配、由谁去监督管理?这笔巨款能否被妥善使用,显然仅靠其亲戚的一句承诺“不乱用善款”,是难以让公众和捐款者信服的。尤其在中国慈善公信重塑阶段,靠道德自觉来掌控善款恐怕不太靠谱。

  第三,小六斤的命运,热衷搀和的那些人真正关心了吗?正如论者所言,“可以想见,即使镇政府依照许诺为杨六斤建屋造房,曾经每年资助其500元的堂哥辞职回家全职照顾他,也很难让杨六斤有一个比留在深圳读书更好的未来。从他本人强烈抵抗的态度,已可知这一切并非其所愿。”一个弱势的孩子,就算被善款与爱心所庇佑,但终究要走好自己的路,若为六斤考虑,要处理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在深圳解决?地方部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把孩子接回去?

  “野菜男孩”的悲剧,前半部分是制度的悲剧,而峰回路转的忧伤,则是“人”闹出的荒唐。此前,民政部有数据说,我国现有孤儿61.5万人,这个数字当然是动态的,但作为最基层的地方政府,恐怕是对孤儿负责的第一责任人。其实,“野菜男孩”的悲怆、“袁厉害”的悬疑,追根溯源,处处都有不作为的影子——至于对孤儿的关怀与儿童福利的落实、善款善用的制度安排等,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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