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们的“绞刑架”

2014年01月18日 21:30

我认识的一个妹子在香港读研究生,今年夏天毕业。

从成绩上看,这个妹子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在香港求学的一年里,她曾经在刚刚失恋的苦痛中突击复习,傲然拿下全班唯一一个满分。从生活中来看,她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学究式的酸腐气息,该玩玩该乐乐。可是在准备申请远赴欧美继续读博之前,她犹豫了一下,找到一个认识多年的男性哥们,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如果读博期间被家里催婚,希望朋友能鼎力相助,冒充男友陪她回家一次,断绝家人的催促,为自己完成学业争取点时间。

这哥们早就不是单身,好在“学霸”妹子和他的女友有着疯疯癫癫的交情。这事便在多方磋商后确定了下来。妹子如释心魔,一心奔向了博士的殿堂。

没人去调侃男博士的觅偶问题,可女博士却成了公认的“找不着对象”的代名词。近日,广东一名政协委员说:“女孩子是一个产品,卖了二十几年,还没把自己卖出去。从恋爱角度讲,读博士不是个增值的事,是贬值的事。”不管这话道理上能不能说得通,至少人家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把视线投向了一个被谈论了许多年的社会问题。

如果你有几个熟识的研究生,无论他们攻读的是硕士还是博士,你都会发现,现在对导师已经不流行叫“导师”了,取而代之的是“老板”。称谓的变化反映出某种价值观的变迁。人们冲击高学历的动因并不来源于学术追求,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生存选择,当做了一个可以暂时安身的职业。学生帮着导师做研究,导师为学生拨发经费,“博士生”成了“博士工”。

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提出过一个“信号模型”,并因此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信号模型”指出,在社会并不能对每一个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做出精确判断的时候,学历成为诠释人力资本多寡的一个信号,雇主为高学历者提供更好的工作,这是减少选择成本的一个办法。

博士,尤其是女博士的悲剧就是,在外人眼里,“文凭高”同“工作能力强”之间的正向关系正在减弱,同“生活能力差”之间的负向关系正在增强。时间的演进更促进了这种此消彼长。

回想2013年,如果让你举出一个你知道的女博士,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常艳。看着电脑屏幕上出自常艳笔下的密密麻麻的文字,你没法搞清这是一篇纪实文学,还是一篇另类的举报信。故事的男主角——前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落马了,常艳却没有成功。当常艳在微博上求职的时候,她在经营淘宝店,月收入一千。在这个故事里,女博士成了权色丛林里的受害者和失败者的代名词。

目前,中国面临开放“二胎”。如同计划生育政策一样,开放二胎将成为一个政策时点,影响到未来几十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可是二胎来临后,女博士将何去何从呢?要知道,按照正常的流程读下一个博士学位,择偶、结婚,女性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都已经是高龄产妇了。

二胎的生养和教育问题就在不远的几年之后埋伏着,准备给女博士群体另一个冲击。中国的女博士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她们的地位十分尴尬,并且将会更加地尴尬下去。推而广之,女性注定是一个要在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之间寻找平衡的走钢丝角色。在中国,自从封建的妇女观被完全打破之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女性地位都没能获得一个新的平衡。

女博士之殇是一个缩影,它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扎根新土壤所要经历的苦痛的一部分。(央视网记者 王二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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