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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设弃婴岛基于生命至上 与刑法并行不悖

红网：给“弃婴岛”接上“制度脐带”

近期的西安、南京，以及明年的深圳等地，各地弃婴岛陆续投入使用。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弃婴安全岛自12月10日启用以来，几乎每天都收到弃婴，而据该院工作人员称，最近几日，更是有外地的父母看到相关报道后，开车把孩子送过来。本来是为保障弃婴生命的“安全岛”，设立之后却带来了更多的弃婴，现实与初衷的违背让福利院方面显得十分尴尬。

在“弃婴岛”设立之初，公众就对此有过争议，认为此举或将变相鼓励弃婴行为。而尴尬的现实，似乎验证了这种担心。不过这种担心，并不是否定弃婴岛存在之必要性的理由，毕竟生命至上，弃婴安全岛的设置为抛弃的婴儿多设置了一道防护和保障，这是敬畏生命所必须的文明导向和公共立场。

附着在弃婴问题上情与法的争论，与处于危机中亟待救助的遗弃生命相比，应该是次要的问题。弃婴岛虽然不是最佳的公力救济路径，但它却是为生命托底的一种方式。因为弃婴岛的设立，导致弃婴增多，也许并不是人们想要看到的，也是法治的缺憾，但并不违背其救助生命的初衷。至于让初衷在现实中不陷入尴尬的境地，问题的关键，还是需要更加完善的保障机制和救济体系，避免弃婴增多的人伦困境。

但凡有能力抚养，那些遗弃孩子的父母，都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所谓血浓于水，若非万不得已，谁又会轻易遗弃自己的骨肉？从现实来看，被遗弃的生命，大多数都存在先天缺陷。他们是上帝制造的残次品，来到人间，理应获得更多呵护才是，但悲情的现实却是，他们再度成为了人间的弃儿。对此，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批评遗弃孩子的父母的残忍，但另一方面，则更应该思考，是什么让父母做出了割舍骨肉的选择。

如果说，弃婴作为一种现象，见怪不怪的心态让这个社会失去了痛感。那么河南农妇武文英的遭遇，或许能够看到遗弃的无奈——因不堪重复，她亲手毒杀了照顾了19年的两个脑瘫儿子，而在这19年中，她几乎是在绝境中挣扎。安全岛弃婴与被毒杀的脑瘫儿，谁的命运更加悲惨，任何判断都是残忍的。将先天缺陷的孩子送到安全岛，以获得公共救助，自私举动中的无奈，折射出社会保障乏力和公立救济的不足。

因而，要避免弃婴增多的尴尬，以及弃婴岛上的人伦灭失，恐怕还是要从源头上遏制弃婴现象。具体的路径包括：首先，应尽可能地提高生育质量，保证生育健康，比如普及婚前体检、完善孕期检查机制等，通过有效的生育筛查，避免出生婴儿的残缺；其次，当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些残缺婴儿或者贫困家庭无力抚养的难题，政府应该完善大病救助机制和扶贫机制，帮助抚养家庭脱离困境，避免父母因为无力医治或者无力抚养而将婴儿遗弃。

作为被遗弃生命的孤岛，“弃婴岛”上面闪现着人伦割裂的悲伤。弃婴的增多，映照出这些父母的自私，但也投射出无力和无奈。而要扼制这种自私，释放这种无力和无奈下的遗弃，不仅仅需要弃婴岛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来托底，更需要通过社会救济的完善来分担弃婴岛的压力。缺乏有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救济渠道，那么“弃婴岛”，注定将是孤岛。而这座孤岛之所以会有那么多自私的父母光顾，只是因为它为这个社会的保障无力和救济缺失，承担了太多本不该承担的责任。

多么希望，设立在都市的弃婴岛，最终的宿命变成和公共电话亭一样，甚至走向消亡。因为这意味着，遗弃的社会之痛得到了平复。而这种场景的出现，势必是建立在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的基础之上。弃婴岛被遗弃，社会的人伦孤岛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