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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考核新规抓住了哪些要害?

2013年12月12日 18:19

中组部日前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并就这个通知回答记者提问,进一步解释了通知的内涵和精神。在当前贯彻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这个改进政绩考核工作的变革十分必要。因为政绩考核作为政府工作的指挥棒,它发出的信号对贯彻全会部署、实现改革目标,非常关键。

纵观通知和中组部答记者问的内容,其核心就是政绩考核要去GDP化,包括五个要点:一是考核不能唯GDP,二是不能搞GDP排名,三是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四是要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五是考核结果使用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这些要点,可谓抓住了要害。

GDP不是不好,但任何东西强调到极致,就会走向反面。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早在GDP建立之初,经济学家就曾指出其内在缺陷,比如,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这使得GDP一直以来倍受争议。而我们在具体的干部考核工作中,又过分依赖这个指标。这当然有历史原因。大凡经济落后国家,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摆脱贫困,都有一个做大做强GDP的冲动。特别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非常落后,贫困人口又多,如果不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多数人在短时间内实现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跃进,就会产生严重问题。从此一角度看,重视GDP有一个内在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在中国经济成功崛起、中国GDP坐稳全球第二把交椅的情况下,还像改革之初一样过于追求GDP增速,就将犯“历史的错误”。按照联合国制订的贫困标准,我们尚有1亿贫困人口需要脱贫;我们也尚要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的基础,使之更厚实。这些都要求我们的经济有一定增速。但是,经济规模不同,决定了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和要求也不一样。在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仍追求高速度就会引起经济关系的全面紧张,导致各种比例关系失调。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遍放慢经济增速的主要原因。

对于我们来说,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过去由于体制所决定,政府的权力过大,官员只受上级部门的约束而少受民众的节制,当各级政府都以GDP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甚至唯一衡量指标时,无疑会严重扭曲政府的职能和行政行为。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是“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前者指的是那些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能,政府要努力去做,并且要做好;后者指的则是那些不该由政府去履行的职能,政府坚决不要去碰。但在GDP考核指挥棒下,有时我们恰恰相反,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该无为的时候乱作为。对此,中组部在答记者问时也提到,有的地方对“短平快”的政绩项目兴趣浓厚,大举借债搞“政绩工程”;有的地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速度;有的地方存在“新官不理旧账”,“一任一张新蓝图”等现象。

还需指出的是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现实中,资源总是短缺的,环境容量也有限,如果不切实际地一味追求高速度、高增长,会造成对资源和环境的极大浪费与破坏。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不时兴起的雾霾天气,就是经济在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后,污染过度排放和环境治理不力的产物。污染不但是个经济问题,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继续发展经济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的原因。

总之,中国经济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到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上的时候,因此,对干部政绩的考核,要看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要看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从八个方面规范干部的政绩考核,非常具体翔实,尤其是提出要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对官员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以及对各种决策失误包括已经离任官员的也要追责的规定,对遏制干部在发展经济和民生中的各种乱象,将会起到有力的约束作用。

GDP不是不要,而是要脱敏,回归其本来面目。中组部的通知,从制度层面切实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此乃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有力举措。当然,在对干部政绩考核进行纠偏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群众意见在干部考核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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