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救父记:镇卫生院到省城三甲医院的历险

2013年11月12日 19:40

从镇到县:突如其来的“病危”

我的家乡是陕西汉中的一个村落,地处秦岭南麓的群山之中。

父亲是镇里的一名干部,不到50岁。今年3月14日21时许,父亲在开会讲话的过程中突然发病,背部撕裂般剧痛。曲折漫长而又紧张急促的救治过程自此开始。

父亲发病后,首先接受镇卫生院医生的诊治。医生当时测得血压高压150多。对于一个有近10年高血压病史的人来说,这个值并不是那么可怕。医生实施急救后,父亲依然疼得大汗淋漓,并因憋气,脸涨得通红。实在没办法,卫生院最高大的医生用手掌用力撑住他的背部,帮助他缓解疼痛。医生建议他连夜转到县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县城有三家比较大的医院:人民医院、中医院、铁路医院。以往父亲因痛风、高血压住院,包括去年遭遇车祸做手术,都住在人民医院。按理说,这次也应该叫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就在大家准备打电话时,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我女儿有个同学在中医院上班,直接给他打电话吧!”事后回想,如果不是母亲的这个决定,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接到母亲电话后,我的同学跟着救护车赶了过来。他在县中医院放射科工作,因而,父亲办入院的各种手续、检查、诊断,都是以最快速度完成的。如果去其他医院,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此外,这家医院是2008年地震后援建的,仪器设备都比较先进,在硬件上有一定优势。检查结果(“夹层动脉瘤”)出来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在此之前,母亲一直不让任何人给我打电话。这是他们的“习惯”。去年年底,父亲骑摩托车去县城办事,在回镇的途中突然失去意识,连人带车撞上了山崖,摩托车车头完全报废,父亲也被撞得不省人事。后来,还是路人发现了昏迷的父亲。医院检查的结果是:锁骨摔断,眼睛受伤,外加脑震荡。手术近一周后,母亲才告诉我实情。父亲住院治疗的那段时间,我每次打电话时,都对母亲那头屋里很重的回音感到疑惑--我家是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是没有回音的。母亲每次都告诉我,她在姑姑家。后来我才知道,她其实是在医院的楼道里。去年过年回家,父亲开玩笑说,如果当时摩托车是冲向路的另一边,他就直接飞到嘉陵江里了,现在也该过“百期”了(在我的家乡,人去世一百天时,家里会举行祭奠仪式)。母亲对他的这个玩笑很反感,但斥责过后还是会感叹“不幸中的万幸”。

没想到,仅仅时隔4个多月,父亲又遭此大难。这次发病,他左锁骨断裂处还没有愈合,钢板螺钉仍在体内,左臂偶尔还需要绑绷带。“夹层动脉瘤”的检查结果出来后,父母甚至在考虑,要是不严重的话,就不告诉我,免得影响我工作。当时,除了医生,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听说过这个病,更不清楚其危险性了。即便医生强调了病情的危急,母亲仍然从心底里无法承认这个事实。她不相信,早上还骑自行车去上班的父亲,几个小时后就随时可能停止呼吸!当时,父亲背部的疼痛已经缓解,人很清醒,只是脸还是憋得很红。初步确诊后,医生叮嘱让父亲少说话,严格静卧。

我接到电话,是在3月15日上午10点多,于是立即买了下午去西安的动车票。在去北京西站的公交车上,我用手机查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了解到这种病在有8-10年高血压病史的人群中容易发生,但误诊几率很高,“真实的发病率常被低估”,很多患者还没被确诊,就会因瘤体破裂导致大出血而死亡……看完所有信息,我的脑海中只留下“不定时炸弹”、“死亡率高”、“突然死亡”等字眼。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死亡是这么近、这么可怕--它可能就在下一秒到来,我的坚强后盾,我心目中那个能抵御一切困难、永远不会倒下的父亲,随时可能离我而去,而我甚至无法见他最后一面。

在灾祸突然来临的时候,一个人往往没有心力、没有时间去追究命运的不公平。明确父亲的病情后,留给我去震惊、去害怕的时间很短。在回陕西的路上,除了与陪在父亲身边的三大(三叔)以及我的同学保持联系,我一直在寻求一切救治父亲的可能性。

从县到市:没办法,你们家属自己决定

“夹层动脉瘤”的诊断结果,意味着父亲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尽快转院,因为县城没有哪家医院能够完成这类手术。中医院的仪器虽然是全县最先进的,但也只能提供初步的诊断依据。夹层动脉瘤按照动脉内膜撕裂的程度,分为1、2、3型,2、3型的手术在汉中可以做;但如果是1型,就只能去西安做了。手术每推迟一秒,父亲体内瘤体破裂的风险就增加一分。更何况,赶赴西安,他还必须承受路途上的颠簸。

与我通话后,同学立即联系救护车把父亲送往汉中市中心医院。这家医院曾经是他实习一年多的地方,同样有“地利、人和”的便利,所有的检查结果都能在第一时间拿到。对于父亲来说,这些节省出来的时间,足够决定生死。

15日下午,更详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1型。汉中的医院无力救治,父亲留下来,就是等死--随时,或者至多一周。主治医生说,西安能做这种手术的医院也很少,基本上只能选择西京医院,但未必能住得进去。更重要的是,从汉中到西安,4个多小时车程,途中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总之就是一句话:“没办法,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医生还提醒说,就算病人运气好,能顺利接受手术,也还得花20万元左右的治疗费用。

母亲事后说,在汉中市中心医院期间,医院方面不断下病危通知,当时她基本上是糊涂的,只知道无论如何也得救人。三大给我打电话时,我第一次听到他哭得泣不成声:“我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救他,你爸一辈子就是忙工作,供你们上学,自己一天福都还没享,哪能就这么没了……”我没有哭,只在电话里告诉三大:“我知道!我一定要救爸爸,你们赶紧想办法往西安送,我联系医院。”

确定转院后,那位同学取到了父亲的病例光盘,嘱咐三大一定要带好,“肯定用得着”。事后证明,这个医生不会提醒、家属很难知道的步骤,为后面赢得救治时间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如果不带这个光盘,到了西京医院后,之前做过的多项检查都需要重新做,划价、交费、排队、检查、等结果……不敢想象,如果父亲再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结果会怎样。

从汉中到西安:两次不可复制的奇遇

还是在3月15日下午,我坐上了从北京西站开往西安的动车。

千里之外的家乡,我的家人正忙于把父亲往西安送。

然而,汉中的救护车不能出市,当然无法去西安。医院方面说,这是规定。至今我也没想明白,这种见死不救的规定的初衷是什么,难道是为了保证本市救护车资源的充裕?难道居民得了本地医院无力救治的病,就只能等死?!

一筹莫展之际,三大在医院楼下遇到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男子。他主动走过来说:“看你挺着急的,是不是需要救护车往西安送?”他给了三大一张名片,说:“医院救护车有的配备,他们的车上基本都有,但不能保证还有车可用,你可以打电话试试。”

最终,三大联系了名片上的人。对方一听说父亲的病,有些犹豫。之前他们送过不止一个这样的病人,都没有活着回来。而且,到西安一趟需要付4000元,对方说“不希望家属白花钱”。但在三大的坚持下,父亲总算被搬上了“山寨救护车”。此时,父亲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有多么危险,他的背已经不疼了。过后才知,这种病,发病时病人有撕裂般的疼痛,随后疼痛慢慢消失,但危险其实越来越大。

15日傍晚,我和父亲一北一南,同时朝着西安前进。

路上,父亲不时睡着。为控制血压,他一直在输液,同时还要口含降压药。随行的“医护人员”在一旁紧张地看护着。隔一段时间,三大就会打电话告诉我情况。所有人都在努力,父亲能不能平安到达西安,就看命运的安排了。

我虽然身为陕西人,对省会西安却相当陌生。此前,除了坐火车经过,我与这个城市并无其他交集。父亲要去的西京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按常理推断,这样的医院一般都很难进。现在,我已记不清自己在火车上打了多少个电话。我发动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关系,同事、同学、曾经在火车上遇到的西安人……大家都希望能帮到我。了解情况的也都会告诉我,这么好的医院,确实很难进。

最终,同事帮我联系了他的前同事,前同事再间接联系到了急救科的医生。急救科的医生说,“只要人送到,抢救室就可以接收。”这句话让我心里总算有了一丝希望。

然而,进抢救室只是一个开头,最终要救父亲,还得让他住院做手术。怎么才能尽快为他动手术?这是最关键也最棘手的问题。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相邻车厢的一位大姐过来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她有一个朋友在西京医院,或许可以帮上忙。我的座位在车厢的末尾,上车后,我多数时间都在与另一节车厢的连接处打电话。这位大姐听到了我的通话,了解了大致情况。现在回想起这一点,我除了感叹世上不缺少好心人,就是感叹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很难想出更合理的解释。

那位好心的大姐帮我联系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所在的科室虽然与心脏外科相距甚远,但刚好认识心脏外科的一位医生。随后,我编了一条关于父亲病情的短信。为了表述得更明晰、更准确,我把短信发给了全程陪同父亲检查、确诊的同学,他修改、补充后又发回给我,我再发给刚刚认识的那位大姐。最终,短信几经辗转,到了西京医院心脏外科A医生的手机上。就这样,3月15日(周五)晚,父亲还在去往西安的路上时,西京医院心脏外科的医生,已大概了解了父亲的病情。按照约定,我将在第二天上午8时许给A医生打电话。

列车上的这次偶遇,让我有了宽慰自己的理由:老天既然如此安排,就绝不会让父亲这样离我而去的,而这必定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考验!此后几天,我也曾无数次地突然惊慌,觉得下一秒父亲就没了。每一次惊慌过后,我都会用这个理由让自己重新平静下来,坚定起来。我想,也许是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更善于找到超自然的力量来安慰自己。

抢救室:这样的病人你们也敢送?

晚上10时左右,火车抵达西安。我走出车站,坐上拒绝打表的出租车直奔西京医院。我先于父亲两个小时到达,就先在抢救室“踩点”:跟值班护士沟通情况,把办手续需要填的表提前填好,为的是不在繁杂的手续上延误时间,让父亲得到尽可能及时的救治。

大概摸清抢救室的情况后,我又去门诊楼后面的心脏外科楼,了解每个楼层的功能。在心脏外科住院病区的楼道里,我看到了有关“夹层动脉瘤”手术治疗的简介,再次为父亲病情的凶险揪心,也为终于找对地方舒了一口气。

3月16日零点过后,运送父亲的“山寨救护车”终于进了西京医院。父亲被抬下车后,叫了我的小名。那一刻,我意想不到地平静。那一刻,我更加坚信,他绝对不会丢下我们。

终于,父亲被送进了西京医院的抢救室。值班医生询问病情后,惊讶得几乎吼起来:“这样的病人你们也敢从汉中往这送?你们也太大胆了!能送来,还真是奇迹……”这次发的病危通知书,是我签的字。我只记得,那张A4纸上有三个很显眼的字:极高危。医生声明,他们会安排会诊,但病人随时可能死亡,家属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父亲被送进急诊室时,胳膊上有很多固定输液针头的胶带,鼻子里插着引流管,另外还有正在输液的针管。护士边拆边念叨:“怎么这么乱?这都是什么啊!”这些,都是从镇、县、市一路转院留下的。

虽然到了西京医院,但如果不尽快安排会诊,联系住院、动手术,父亲体内的“定时炸弹”就不会清除,危险程度丝毫不减。抢救室加床后有二十多个床位,几位值班医生都很忙,患者因疼痛发出的叫喊声让里面显得更乱。我见缝插针地乞求医生,请他们帮忙尽快安排会诊。情急之下,我竟然忘记了同事的同事帮忙联系的某领导。不过,我很快就想起了那句安排好的“台词”:“这个病人是你们抢救室的XX(某领导)打过招呼的!请一定帮帮忙!”医生终于正面回答我:“你看我们这不是正在给你安排吗,别着急啊!”

我至今也琢磨不出,到底是我的祈求发挥了作用,还是某领导的名头更见效。平日里,我厌恶特权,看不惯找关系走后门现象,讨厌任何插队行为。但那些日子里,我成了自己曾经厌恶的人,但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救爸爸!所以,只要有可以走捷径的机会,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争取。我不怕异样的眼光,甘愿接受道德的谴责。

住院处:还有五六十个病号排队等着呢!

16日早上5时许,心脏外科的值班医生来到抢救室,给我们开了住院单。但他强调,现在床位很紧张,只能等到上午9点以后看有没有出院的。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决定上午8点再给那位A医生打电话,加上双保险,万一有床位,也不至于错失良机。

事实证明,我们完全低估了住院床位的紧张状况。拿到住院单后,我们就立即去了心脏外科的住院楼层。趁着早上有陪床家属进出,我们乘机混进去问值班护士,有没有要出院的、有没有可能加床。尽管我们有住院单,也解释了病人多么急需手术,但在三个楼层得到的答复基本一样:“你着急我们也没办法啊,每间病房都有加床,就这还五六十人等着住进来呢!最起码也得等一周以后……”一周,是夹层动脉瘤患者在不动手术情况下能撑过的最长时间,这里的护士应该很清楚。如果真按那位医生说的,我们就这么等到上午9点,无异于坐以待毙。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钱。我用手机上网查询后得知,整个治疗下来,大概要花费20万元左右。现实的情况是,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一个家庭,我们姐弟俩一个没毕业,一个刚毕业不到一年;姑姑家和三大家前两年刚刚建好房子,装修的钱都还没有;爷爷去年年底刚做了食道癌手术……20万元,对于这样一个农村大家庭来说,肯定是有心无力。

我们开始分头筹钱。工作不到一年的同学拿出她所有的积蓄,还向她的大学同学借了一笔,在银行开门的第一时间存到了我的卡上。我给父亲单位的领导打电话,情急之下冒出一句:“人是在开会时倒下的,你们不能不管!”工伤事故的追偿过程中的常用句式,竟然从我嘴里说了出来。其实,镇上也没有不管父亲,只是跟我们家一样,镇政府根本没有钱。去年父亲出车祸,是办公事途中发生的工伤。当时镇里垫了1万元,工伤保险报销下来后,才好不容易把窟窿补上。这一次,父亲突然发病,镇上已经拿出了1万元。父亲当时还念叨说,镇里现在根本没钱,这钱回头还得想办法给补上。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也知道逼着领导拿钱既不礼貌也没用,但情急之下还是那样说了。

当天下午,父亲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要打钱过来。那天是周六,不值班的人都已经回家了,接到我的电话后,镇上临时组织干部捐款,加上借款,共计1万元。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时有些残忍。镇里的干部每月工资最多4000元,绝大多数都是两三千,有时候赶上同事、亲友、村民集中办各种酒席,随份子的钱都得借。他们能捐出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

三大打了一通电话后,在四处打工的亲友你一万、他两万,一起凑了近10万元。我男朋友的父母得知父亲的病情后,第一时间拿出了10万元。他们都属于这个社会中挣钱最不容易的群体,但大家都只说了一句话:“救人要紧!”每次想起这些,我都忍不住流泪。

从抢救室到重症监护室:一次“违规”的入院

钱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最急迫的问题就是住院。如果我们按部就班地走正常程序,无疑没有救治的希望,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3月16日早上,在心脏外科住院楼打探情况后,唯一的希望就是打电话给A医生了。

早上7点半一过,我就急忙拨通了A医生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语气也非常和善。8点多,我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了刚下夜班的A医生。他带着我去找各住院楼层的护士长。听他们交谈的语气,我知道他们都很熟,但结果还是一样--床位都塞满了,实在没法再加。我似乎还听到有位护士说:“X主任的家人今天还等着住进来呢。”我的心再次提到嗓子眼。

A医生去抢救室看了一下父亲的情况,让我在抢救室等他消息,他回去再联系。8点半、9点、9点半……我怕自己错过任何一个电话。其间,我不断打电话给A医生,得到的回应都是“正在联系,再等等”。我开始陷入绝望。

上午10点多,A医生终于给抢救室打电话说,我父亲11点过后可以送到心脏外科办理住院。但是,11点、11点半、12点……父亲仍然没能住进去。我不知道,这期间A医生做了多少努力。最终,由于住院的三层楼里已塞不进任何一张床,父亲的床位就直接加在了重症监护室。办住院手续时,护士震惊的语气让我知道,这个床位得来多么不容易。“啊!这样也可以?!”这句话,那位护士重复了3次。按程序,应该是先住院,再手术,术后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最后回到普通病房住院。

16日下午1点多,入院手续办完,父亲进入重症监护室,开始与外界隔绝。整个过程中,A医生多次对我强调:“我们努力做这些,但你父亲还是随时可能因瘤体破裂而死亡,得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就算做手术,手术过程中也随时有风险。”我很镇定、很明确地对A医生说,“我很清楚这些,父亲的病我自己也查了,但不到最后那一刻,我们绝不放弃,最后到了那一刻,我会坦然面对。”这一年的新闻工作让我知道,有太多病人家属因为无法接受亲人死亡,把气撒在医生身上。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让医生毫无顾虑地与我们在站在一起,共同应对病魔。

术前“最后一面”到“手术成功”

住上院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要努力的,就是尽快安排手术。A医生说,父亲要做的是整个心脏外科最大的手术,需要很多人配合,周末(17日)不一定能把大家都叫回来,但他会尽量尝试,不行的话就只能等到周一再手术。我没有勉强,只是表明对尽快动手术的热切期望。

之前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得知我父亲得的是1型后,两名护士嘀咕说:“1型只有X教授可以做吧?他好像出差了,还得三四天才回来呢……”听到这话,我又一次感到揪心。

16日下午5点多,A医生发短信,让我晚上7点在楼上电梯外等Y医生,也就是父亲的主刀医生,如果不出意外,手术将于第二天上午进行。这位Y医生,与之前护士所说那位“唯一能做这个手术的X教授”显然不是同一人。但我想,就算是冒险,父亲的手术也必须做。

下午6点半刚过,我们一家人就到了电梯间等候。直到晚上8点半左右,我们终于等到了Y医生。

到了办公室,Y医生详细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与病人的关系,强调必须要病人的直系亲属在场。他说,因为有汉中带来的病历光盘,情况都很清楚,片子都不用重新拍,节省了很多时间。接着,他开始在一个白板上画出父亲主动脉撕裂状况的示意图,每讲一步都会问“家属能听懂吗?”经过介绍,我大概了解到,父亲的主动脉撕裂已经延伸到距心脏非常非常近的地方,状况已到了不能再凶险的地步。

病历光盘里的片子显示,父亲锁骨处的钢板、钢钉清晰可见。Y医生问了情况后,很肯定地说:“这个钢板根本就用不着,手术都不用做。”他的说法让我只能苦笑。后来,想起曾经看到的关于医院如何想尽办法赚钱的报道,我安慰自己:“算了,只是让你挨疼,没要命,算好的了。”(我想起了另一个插曲。爷爷去年做食道癌手术后,医院要求他连做6次化疗。据说这是癌症病人化疗的“标准次数”。爷爷做完第三次化疗后,说什么也不再去“受罪”。一大家子劝说无效,只能作罢。爷爷后来说,他住院时,很多老病友叮嘱过,千万别化疗6次,3次足够了,因为很多像他这个年纪的老人化疗6次后,最多活不过半年。他怀疑医院非要安排6次化疗,是为了多赚点钱。倔强的爷爷,如今又在河滩种上了油菜。)

介绍完病情,Y医生开始讲手术的大致原理:割掉撕裂的血管,换上人造血管,同时还需要装心脏支架。手术过程中,医生会把父亲的体温降至摄氏17度左右,将血液全部导成体外循环……当时,我真的希望医生能说一句:“你们放心,没问题!”不过,Y医生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这句话。

讲完手术过程,Y医生一连几遍强调了手术的风险:“风险很大、很大。”他详细讲述了各种可能在手术中导致死亡的情况,明确说“人财两空”的可能性不小,希望家属认真考虑。大约1个小时的谈话,甚至让我感觉医生是在劝家属放弃。

虽然这场谈话让人不好受,但我很理解医生的谨慎。过后我也想过,如果父亲最终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我会怎样?我可以确定,不论情感上有多痛苦,我们都不会给医生找麻烦,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谈话最后,我们坚定地表明了态度:即使人财两空,也不后悔。医生这才让我和母亲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

父亲的手术这么复杂,给主刀医生送红包,是我们必然会考虑的事。我甚至觉得,医生周末放弃休息来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拿红包当加班费是应该的,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术前谈话结束,当我们拿出提前准备的2000元时,遭到Y医生断然拒绝。他说:“你们家属的心情我很理解,但这个我绝对不会拿,手术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肯定会尽力,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我深深鞠躬,感激地说:“谢谢您!”走出Y医生的办公室时,我感到自己的脸很烫。

随后,医院方面安排家属与病人见面。进重症监护室要经过“重重关卡”,原本只能进两个人,但考虑到手术的特殊性,母亲、弟弟和我都被允许进入。虽然我们三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但见面很轻松,因为事先已经商量好,不能让父亲出现情绪上的波动。

3月16日晚,父亲手术的前夜,我在医院附近的出租屋休息,几次惊醒,睡梦中都是血管爆裂、鲜血四散的情景。

17日清晨,我经历了迄今印象最深的一次插队。医生强调,因为这个手术很特殊,必须拿着至少15万元的缴费单,才能开始手术。早上5点多,我们去指定地点排队,前面已经有人排着了。问了一下,他们都是办出院结算的,我请求大家允许我插队,也向旁边的保安说明了情况。大家都很友善地让我排到了最前面。

7点多,开始办理手续了,我却被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告知,缴费必须要等到9点,之前只办出院结算。任凭我怎么请求,收费窗口的人就是说不行,后来干脆不再理我。积压的紧张情绪裹着愤怒,让我再也没忍住眼泪。我哭着冲他们吼:“你们怎么这么没人性?规定是人定的吗?你们就能眼看着让人等死吗?后面这么多排队的人都愿意让我先办,难道就你们没亲人吗……”我没再继续说下去,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口前,盯着里面的工作人员。终于,她没再坚守所谓的“规定”。

我带着15万元的缴费单回到重症监护室外,一名医生出来确认后,漫长的等待开始了。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连在一起,我们在外面,不知道手术什么时候开始、有多少医生参与。下午5点左右,Y医生出来了:“手术很顺利,已经在进行缝合。”说完很快就进了电梯。6点多,A医生出来告诉我们,手术已经结束,很顺利,病人可能要到半夜才能醒,后面两三天还是危险期。

我到现在都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只觉得“手术很顺利”这几个字,是这辈子听到的最美好的一句话。

龙须面也能要人命:重症监护室内的惊险

随后几天,我们和其他病人家属一样,轮流守在重症监护室外边的电梯间。白天,电梯间旁边有一间休息室(同时也是小卖铺)开门,家属们就坐在里面随时待命。晚上,休息室关门,大家就在地上铺了垫子睡觉。这期间,除了每天早上领取前一日的费用清单,就是给病人买日常用品、买饭。

父亲术后第三天,也就是19日上午,护士告诉我们:“病人可以进食了,家属去给买碗粥。”自从14日晚发病后,这是父亲第一次进食。父亲平时胃口很好,能吃东西对他来说是幸福的事。中午,护士让我们买了龙须面。后来,父亲多次提到,这碗龙须面差点要了他的命。原来,第一顿喝粥,护士严格控制了食量。第二餐的龙须面,护士让父亲自己吃,结果他吃多了,心率很快就超过200,心脏跳动得几乎要把他从床上弹起来。经过紧急救治,父亲最终脱离了危险。当然,如果父亲不说,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情况。

手术后一周,父亲被推出重症监护室。他的样子,仿佛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战役--眼神茫然,几缕被汗水浸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他坐在轮椅上,虚弱得似乎随时都可能倒下。那一刻,我仿佛在潜意识里自动完成了一场蜕变仪式:从现在起,我就是爸爸的靠山。

转入普通病房后,虽然还经历了很多状况,但比起手术前的磨砺,都不值一提。由于医院床位紧张,父亲在普通病房住了不到两星期就出院了。回家后,根据恢复情况的需要,父亲又在县中医院住院一个多月。“那个夹层动脉瘤患者做完手术回来了!”爸爸活着回来,几乎成了中医院当时的新闻。甚至有护士专门到父亲的病房,要见证一下“奇迹”。这期间,父亲还当了一回“活教材”--一个医学专家团队带着实习生到县中医院考察时,医院方面专门为父亲拍了片子,提供给专家团,当做教学案例资料。

今年5月,父亲去西安复查时,Y医生对父亲的恢复状况非常赞赏,说“这是奇迹”。6月份,父亲和母亲第一次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其间,父亲从基本上无法走楼梯,恢复到后来的“一口气走上四楼不费力”。母亲则时常感慨:“以前哪想过这辈子能来到这样的地方哦!”我每次都开玩笑说:“你生下我时就该想到,有一天我会带你们来。”每一次,我都会想,父亲病危的那段日子里,才是真的不敢奢望他还能来北京。

家乡的人说,我父亲是个大好人,积德多,所以才能化险为夷。也许是吧,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嘛!

后记:

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惊险,看到浙江温岭的王云杰医生被患者捅死,说不出地难受。“一个医生如果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怎么能安心去给病人看病。”作为一名曾经重病最终得救的患者家属,我对医生们的这种诉求更加感同身受。

关于医患矛盾,剖析的文章有很多,从医疗体制、职业道德、医患地位、素质等各种角度都有提及。亲历之后,体会更深。

正如教育孩子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责任,救治病人其实也绝不仅仅是医生和医院的责任,家属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3月16日凌晨,父亲还在西京医院的抢救室,我目睹了一名男子在被送来不到半小时就抢救无效死亡的过程。送病人的家属围了一圈,手忙脚乱。病人刚来时还在说话、自己躺上床、翻身、起身,突然出状况,按压、电击……我出去一趟再回来,只看见抢救室的门口,一个5、6岁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坐在地上痛哭流涕,那位母亲不停地重复“你让我咋办啊,你让我咋办啊……”父亲手术之后,男朋友才告诉我,那个死者得的也是“夹层动脉瘤”。我后怕,更遗憾:如果他的家属能少一些慌乱,在当地确诊后,能主动去了解这种病,查看注意事项,不让病人说话、喝水、挪动,尽可能降低瘤体破裂的风险,会不会是另外的结果?

父亲的得救,有太多幸运的因素。如果除去这些幸运,是否还会是现在的结果?一个好的就医环境,保障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的,应该是制度,而不是机缘巧合的人脉关系和运气。毕竟,运气和人脉不是人人都有,制度才能让更多人受惠。(央视网记者:王二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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