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关系恐难实现战略缓和

伊朗外长扎里夫出席记者会，伊朗核谈判首次达成共同声明

近几个月，美国与伊朗互动频繁，冻结34年的两国关系首次出现解冻迹象。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伊朗则是中东屈指可数的地区性大国，如果双方关系缓和，无疑将极大改变中东乃至世界格局。但从种种迹象看，美伊关系“破冰不易，融冰更难”。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美伊缓和至多是策略性缓和，而不太可能实现战略缓和(指外交关系正常化)。

美伊矛盾是一种结构性矛盾：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而伊朗则矢志成为独立自主的地区大国，并将“反美反以”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双方战略目标针锋相对，调整和回旋余地有限。目前双方谋求缓和的动机，基本都是基于策略考虑，而不是战略考虑。

伊朗急于缓和对美关系，政策出发点是缓解经济制裁压力和外交孤立处境，其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在核问题上适当让步。没有迹象表明，为换取与美国缓和关系，伊朗准备牺牲自己的战略关切(成为地区大国、掌握核能力等)。在伊朗政坛，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伊朗大政方针的“最后拍板者”，其世界观构想直接影响鲁哈尼政府的政策空间。目前，哈梅内伊也许不反对改善美伊关系，但没有兴趣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哈梅内伊虽然谈到要有“英勇的灵活性”，但含义并非是无条件让步。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哈梅内伊经常将“进步的伊斯兰伊朗模式”与西方的“专制发展模式”对照，并称伊朗的基本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伊斯兰文明”。因此，他认为伊朗必须继续反抗西方霸权，保持伊斯兰政体，但又应与美国互利友好。最高领袖对美伊关系的这种政策定位，等于为鲁哈尼的外交政策划定了活动范围。而鲁哈尼本身也是一位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早年参加伊斯兰革命，与最高领袖和强硬派关系密切。他当政后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改善经济民生，这种关切促其谋求解除制裁，但非改变伊朗的国际战略。而且，作为伊朗的“二把手”，即便鲁哈尼有雄心壮志，也很难施展。此前的三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内贾德)都是在刚执政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但此后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原因，最终被迫改变政策，无功而返。鲁哈尼恐怕难脱此运。

美国对伊政策做出战略调整更不容易。防止地区大国崛起和确保以色列安全，是美国多年来的既定中东政策。伊朗恰恰在这两方面对美国构成直接挑战，因此美国一直将伊朗视为称霸中东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年来，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框架就是围绕“遏制伊朗”而设计、展开的。这种政策构架牵一发而动全身，改变这种政策结构的牵扯面实在太大。在美国国内，来自国会及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的掣肘不容小视。鲁哈尼就职前夕(7月31日)，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对伊朗实行更严厉制裁提案，明显是给美伊缓和泼冷水。奥巴马9月24目在联大发表推动伊朗核问题讲话后，美国共和党籍议员次日便开始向奥巴马发难，要求其澄清美国对伊政策是否有变化。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以色列，更是高调反对美伊缓和。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一再声称，鲁哈尼是“披着羊皮的狼”，并要求美方继续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在美国的中东战略棋盘中，以色列的份量显然比伊朗重要得多，美国不可能为缓和美伊关系而不顾以色列的感受和利益关切。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和理由来实质性改善美伊关系。

从理论角度看，化解美伊结构性矛盾的前提条件，除了双方要有一定共同利益外，还要有共同的外部威胁，并且这种外部威胁对美伊战略利益的损害或潜在损害，明显超过美伊对立带来的战略收益。唯有如此，美伊才可能实现实质性和解。但目前美伊显然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很多媒体拿当前美伊缓和与1971年中美缓和相比，认为美伊关系可能会像当年中美“乒乓外交”那样，最终开启关系正常化之路。历史不能简单类比。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中美两国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改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当前美伊关系中，并不存在类似情况。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也认为，美伊关系不会出现“尼克松到中国”的时刻。鲁哈尼政府的目标并非全面缓和(包括重开使馆)，而是通过谨慎的缓和来中止国际制裁，但伊朗仍保持核选项。尽管“双方重新打开谈判大门，但桌子两边坐的是耐心的实用主义者。”

34年来，美伊曾数次私下接触，尤其1997-2005年哈塔米时期尝试过大幅改善对美关系，但最终均无果而终。鲁哈尼的缓和政策恐怕也难逃此运。由于不具备化解结构性矛盾的客观条件，美伊即便实现缓和，也只能是策略性的和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