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进北京需要“签证”

清华大学文国玮教授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不能让什么人都来北京：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来北京工作的，可以参照“国际经验”，要有“工作许可制度”。

“工作许可制度”，这个词容易令人联想起在纽约唐人街打黑工被请进警局的中国同胞，或者是前几年曾被法国大规模驱逐的来自东欧的吉普赛人。无怪乎有网友惊呼：北京要发签证了！

如果北京真的发签证，那意味着所有没有北京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都被当作“移民”处理了。

对于在一体化道路上探索和挣扎了已经半个多世纪的欧盟而言，联盟内部富国对穷国的移民限制、打工限制，往往成为人们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质疑和动摇的重要因素。而每一次欧盟内部对于跨国人口流动性的放宽，都被视作向“统一”大欧洲迈进的实质性步伐。

跟欧盟不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统一国家。能够在60个经度和50个纬度这样广阔的地域空间内自由流动，正是每个中国人作为大国公民才能享受的“福利”和骄傲。不错，工作许可制度是一项“国际经验”，但一般只用于移民，限定本国公民进出首都的权利，在当今世界上是闻所未闻。

如果北京真的引入类似“签证”的政策，其效果会如何呢？看一下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网页就会发现，美国针对入境外国人的签证种类少说也有四五十种，有公务签证、商务签证、旅游签证、探亲签证等等，而仅仅与工作有关的签证也有十来种，包括临时工人、季节性农业工人、专业护士、产业研修生、特殊才能和专业人员、跨国公司内部调派人员、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和参加演出的演员、获承认的传教士等等。

据统计，2012年底，北京有暂住证的人口已经达到784.2万人，如果算上没有暂住证的非京籍人员，这个外来流动人口的数量可能不止翻一番。如果来北京旅游需要“旅游签证”，来北京看病需要“医务签证”，地方官员来北京出差需要“公务签证”，地方企业来北京办个展会需要“商务签证”，帮儿女来看孙子的外地老人需要“探亲签证”，而以千万计的外来务工者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作许可”，并须随身携带这些证件备查以免被驱逐出北京市——这将是多么庞大而令人生畏的一个社会工程体系！

姑且不论建立这样完备而庞大的签证体系难度有几何，一旦这个体系真的建立了，那么可以想象，今天在美国驻华使领馆前日日排着的长队就会出现在北京驻全国各地的办事处门前。

也许北京从此能解决医院挂号难的问题，但北京的劳动力成本必将飞增，期待百年老店降价来“挤掉”无照摊贩，与希望本地劳动力降价来“挤掉”外地人的想法一样，都是天真的。到那时我们不但从此用不起保姆、装修队、水暖工、保安，买不到五元钱一笼的包子，而且入京程序的复杂化将大大降低工作效率，减少北京作为经济和商业中心的吸引力。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北美南美、非洲欧洲、中日韩、大陆台湾等都在尝试打破各种边界、探讨自由贸易可能性的今天，假如真如文教授所言，北京实行“工作许可制度”，那就意味着北京将向首都以外的地方砌起一座新的城墙：人为地放弃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天然自贸区内人员自由流动带来的经济发展优势，这显然是一种倒退。

文国玮教授的观点，令人联想到去年年底非沪籍女孩占海特争取异地中考权在上海引发的轩然大波。说到底，担心外地人抢走工作和教育机会、消耗税收、增加犯罪等，在目前中国几个特大城市中是一种典型的“本土”心态。

的确，正如文教授所言，城镇化不是“城市农村化”，进城的人应该提高自身素质与城市相匹配。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即迄今为止，千千万万外来务工者与有户口的城市人一起在城镇就业、创造社会财富，却无法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公共福利待遇。外来人员与市民之间获得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距，成为外来人员不能摆脱“农村化”的实际障碍。

既然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北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他们是和我们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的同胞，既然他们的流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活力源泉，那么，帮助他们提高素质，让他们和谐地融入这个城市，而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就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城镇化唯一能够选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