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陈静正在杭州出差，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称她家中的女儿和婆婆出了车祸，女儿当场就走了。心急如焚的她急于从杭州赶回长沙，但等到她赶到机场时，已经错过了最后一班从杭州直飞长沙的班机。绝望无助之际，机场叫回了已经准备起飞的班机，重新搭上了陈静，让她能第一时间赶回长沙。为迟到的旅客返航，在萧山国际机场的历史上也不多见。而这一次，不是为了某个明星，也不因特权，只是因为一份母亲家逢意外时想要“回家”的迫切之情。（9月22日《钱江晚报》）

　　关于飞机不能按点起飞，我们听到了许多争议和纠纷。此语境之中，机场决定为一位失去亲人的女乘客折返并允许其重新登机的做法，给世人展现了一个无比温情、无比人性的画面。对此，有网友评价到，“机场这样的做法不因特权，不为明星，值得称赞”。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新闻中传播出来的温情价值观与人性化理念固然值得表扬，但是，飞机作为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不顾全体乘客的权益为一人迟到之举埋单的行为，却并不应该涂上高尚的口红。

　　这是一个必须讲究契约精神的时代。在“晚点正常，正常起飞不正常”的当下，我们当然要批评国内几大机场的一些不合理做法，道理很明显，机场与乘客们达到契约的同时，并没有给乘客们提供准时的服务，这当然需要批评，而且，舆论也一直努力让谋求“机场或航空公司给予乘客适当的赔偿”的目标。然而，当乘客因为迟早而不能登机时，是不是乘客也应当必须承担不能按点登上飞机的责任呢？难道说，乘客迟早了，飞机也要为其行为埋单吗？如此一来，乘客的契约精神，又应当如何体现？

　　这位女乘客迟到了，她自己应当承担起这个迟早的责任。无论她遇到了什么样的急事，都应当承担。首先，其是成年人，她有独立承担所有事情结果的能力，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二者，事实很清楚，飞机已经距离正常起飞晚了一个小时，这位女乘客如果仍然没有赶上飞机，那就说明她的时间观念不是一般的弱，而是超级弱。关键的问题在于，乘坐飞机是众人之事，而非哪位乘客的事。

　　“不为明星”、“不因特权”从来都不是判断一件事或一种行为是否高尚的理由。如果说，飞机因为这位女乘客有特殊原因而在“滑行5公里后折返”是“不为明星、不因特权”的表现，那么，对于绝大部分乘客而言，女乘客能够坐上折返回来的飞机，就是另一种特权。这是有害于公平正义的，有害于飞机起飞的公共秩序和飞机上的其他乘客的权益的。机场这样的行为，固然拥有所谓的“人性化”标签，但是这种行为本身违反飞机起飞原则，也在事实上加剧了飞机的晚点。

　　公共之事，既不应向特权献媚，更不应该向私权和所谓的人性化献媚。我们要的是在契约之中尊重绝大部分人权益的“相对公平”，而不是尊重所有个体意愿、不管个体行为是否合理都要照顾到位的“绝对公平”。一个常识必须要重申，公共秩序的维护，需要以制度公平为准，而不是以人情和伦理为准，按规律办事，永远无可指摘；按人情办事，无论为谁，只能加剧我国社会中的人情化因素，而弱化这个时代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