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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设的一个陷阱?

2013年08月28日 17:32

埃及乱局

当前,全球大势正在经历历史性变迁。三十年前,整个世界不可遏止地奔向“变革时代”,新自由主义普遍被奉为治国法宝。中国改革开放、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经济学、苏联改革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冷战结束进一步加快了各国“拥抱全球化”的进程。然而,正所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2008年金融危机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开始式微。这场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而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则重新受到热捧。甚至连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也开始捧读《资本论》,试图从中寻求解困之道。

世界大势的这种趋势性变迁,归根到底是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失灵”与“失败”。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会认识到,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欧美爆发了严重金融和债务危机;巴西、土耳其等新兴国家出现经济下滑和民众抗议;埃及、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则直接引发政权更替。因而,如果不从理论上认清这种思潮的缺陷和危害,未来很多国家仍可能重蹈覆辙,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首先应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就有问题。这套理论推崇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认为上述举措有助提高经济效率,导致更快发展和更大繁荣。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自由市场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无论是封建社会时期的行会制度,此后的特许经营制,还是现在常见的配额制和关税制度,都意味着任何时代都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竞争。相反,不完全竞争和某种程度的垄断,反而是多数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常态现象。企业的利润也更多来自不完全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私人资本试图控制垄断性行业,正是为了获取这些行业凭借垄断性地位获得的垄断利润。指望通过公共和战略性行业私有化来提高经济效率完全是缘木求鱼。土耳其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但私有化后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反而下降。一项研究表明,政府研发项目的平均社会收益超过50%,比其他投资领域的回报要高得多。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巨大误差,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剔除了两个最重要的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而变成一种纯逻辑推演的学说。脱离特定背景谈论自由贸易或市场竞争,就像医生在没有诊断情况下讨论治疗方法一样不靠谱。当这些抽象原理被运用到复杂现实中,带来的往往是残酷的剥夺、饥荒和严重社会问题。这正如当年熊彼特评价李嘉图的高度抽象理论那样:“它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感觉(sense)”。

其次,新自由主义理论过分夸大了市场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效能限度。在经济活动中,借助“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只有当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非常一致时,市场才会运行得好;当个人回报与社会收益不充分一致时,很容易出现少数人受益,多数人遭殃的“市场失灵”现象。尤其对担负部分公共服务职能部门(如交通、铁路、电力、能源、电信等)的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很容易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或费用上涨情况。例如,土耳其基础设施部门在私有化后,非但没有产生积极外部效应,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美国一项调查显示,从事类似健康保险的服务承包商向政府的要价,是联邦政府支付给联邦雇员工资的两倍还多。另据伊拉克和阿富汗战时承包委员会调查,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承包工程上的每4美元中,就有多达l美元被浪费。反而是管制有可能使经济制度运行得更好。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监管了金融部门,形成近40年的金融稳定和快速增长,而从里根时期逐步减少政府管制后,反而引发金融秩序混乱,乃至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当年是秉承新自由主义实现经济崛起的。无论当初的英国和法国,还是后来的德国和美国,其经济崛起过程始终伴随着关税保护和政府介入。只有当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有能力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之后,才转而鼓吹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并刻意隐瞒自己由穷变富的“成功秘诀”。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不遗余力地在鼓吹和推销新自由主义药方。因此,对那些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按西方做过的去做,而不是按西方让做的去做”。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加分辨地采纳新自由主义药方,最终结果就是本土工业目渐萎缩,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而不能自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国家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戕害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

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日益成为遭人唾弃的过时理论,遭到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拉美国家)摒弃,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主潮流。时代潮流的这种方向性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力量所无法阻挡的。顺势而动则事半功倍,逆势而动则事倍功半。这就像在海里游泳一样,涨潮时漂流即可到岸,退潮时拼命划水仍离岸越来越远。因此,对处在经济转型升级十字路口的中国来说,“既要低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需要更加清醒地认清和把握住时代脉搏和发展趋势。

田文林
Tian Wenlin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副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民族宗教及当代国际问题。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世界民族》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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