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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行政审批改革取得长效

2013年08月23日 16:13

资料图

行政审批作为体现政府权力的一种方式,一些宏观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管理和调节经济社会活动及本地事务时,已经日益依赖这一手段了。

对此,国务院在日前召开的常务会议上,决定出台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措施,强调做到“三个严格”:一要严格设定标准,二要严格设定程序,三要严格对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并再取消一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项目。这“三个严格”,与2004年出台的《行政许可法》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旨在通过减化行政审批手续,取消不必要的限制,规定行政许可的范围和设定权限,以及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行政许可程序和规范的行政许可制度等,使行政机关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杜绝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但从该法律实施9年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迄今中央和地方共取消和调整的审批有近10万项之多,仅本届政府就多次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和权限,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效率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取得的成果还是有限的,未能遏制和规范审批局面的混乱,随意设置行政许可的现象还存在,借许可牟利的行为也未杜绝,比如,近年曝出的很多腐败窝案多与审批有关。

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还存在五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管得太多,同时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又没有履行好,导致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突出,政企、政社不分严重;二是管理方式落后,重管理轻服务,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三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四是权力与责任脱钩,有权无责的现象比较严重;五是权力与利益挂钩,以权谋利的现象比较突出。而贯穿其中的线索就是许可。鉴此,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推进了以转变职能为特点的简政放权改革,作为这一改革的组成部分和后续行动,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的,它既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配套措施,也是坚定不移、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又一重要举措,有利于防止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进一步为企业“减负松绑”,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正发展环境。

政府和官员之所以喜欢大搞行政审批,设置很多不必要的行政许可,原因无非是这样能体现政府的权威和官员的权利,方便行政机关管理以及牟取官员的个人私利。就最后一点来说,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规范管理,但有些人和组织却假借政府的名义和权力,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本应由市场做的事,目的只是为自己牟利提供机会。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这被称为“设租”,是为“寻租”而设置的。而“设租”现象的层出不穷,大概是因为政府部门在市场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一些职能日渐交给市场去处理了,但这些职能部门却依然存在,于是它要生存,便必然要想方设法借规范管理之名巧立名目,为本部门甚至个人谋取利益。这个时候,行政审批的权利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根据专家的研究,行政许可证的权利价值相当于同该权利有关的年收入的15%至20%,此乃官员腐败案多与行政审批有关的原因所在。

可见,要想减少审批和许可中的腐败现象,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审批制度改革本身。换言之,在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中,应注意把取消审批事项和规范管理结合起来,把减少审批的随意性和建立运作机制结合起来,建立起“凡事以不审批为常态,审批为特殊状态”的议事模式。同时,不能单兵突进,还应推进相应各领域的改革,强化和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行政审批的制衡机制和审批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行政审批权的监督是为了避免公共利益受损,维护公平公正的原则。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囊囊,皆为利往,趋利乃人之本性。严格新设行政许可,进一步推进审批制度的改革,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权力,促进依法行政。然而,反过来讲,要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比较彻底,又必须在理论上和法律上讲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边界,将政府的权力和活动严格限制在边界内。政府若没有严守自己的边界,审批者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必会造成泛行政化的后果,使得凡有利可图的领域,政府都会以发展经济为由进入;凡无利可图或要政府承担很大公共责任的领域,政府则会以市场经济的话语加以退出。所以,边界意识的确立也非常重要。审批权的改革,应该说有助于这一意识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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