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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戾气是时代大患，有如精神瘟疫，若不及时驱灭，恐必“转相染易”。这话貌似有些盛世危言的味道，仔细想想，好像也不无道理。我们不记得什么时候有了戾气，但怨愤于色的现实，却让人于心耿耿。

这些天，一些极端事件从各色媒体中呼啸而来。譬如据报道，7月17日至24日，北京于7天内发生6起危害公共安全事件。有的是引燃爆炸物，有的是持刀砍人，还有活生生抛婴儿如玩物……这些扎堆在一块儿，偶发事件似乎就有了“共性”的意义，于是铺天盖地的“揭秘”与“反思”热烈而至。

有两种倾向，尤为可疑：一是在探究事件动因的时候，似乎总要找一些“有冤无处诉”的理由，强调嫌疑人的弱势背景，大唱苦情戏。事实呢，譬如7月17日，一名男子在北京朝阳大悦城附近持刀行凶，导致两人死亡；7月22日，北京西城区马连道某超市内又发生男子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三人受伤，一人死亡--而上述两名行凶者，都被曝“有精神病史”。来自统计数据称，75%精神病患者肇事案“无预谋”。

二是将若干没有逻辑关联的事件“串烧”起来，为预设的立场服务。正如有论者所言，“一旦公共场所发生什么暴力犯罪，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没弄清楚，嫌犯的动机也不清楚，警方刚介入调查，一些人立刻就迫不及待地将犯罪与‘报复社会’联系在一起，并高谈阔论地分析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批评政府的不作为……”这种是非不清、立场先行的探讨法则，泯灭理性，与诛心之论何异？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媒体在还原现场的时候，沿用了“微博体”的思维，什么劲爆来什么、什么惊悚说什么，渲染极端事件现场的残蛮与血腥，放大事件所引发的涟漪效应。于是更多人得出一种危险的结论：嫌疑人固然十恶不赦，但其背后的故事依然情有可原。至此，法治事件，被捣糨糊成了一种博弈社会的手段，而基本底线的失守，又为效尤者摊开了一副长长的“情感牌”。正义模糊了面孔，互戕也成了可以选择的手段。

有几个前提虽为常识，但必须厘清：一者，政府不是不能批判、权力不是不能反思，但谁也不能在错误的立论上开出真理的花儿来。公民社会也好、人民社会也罢，总是要讲道理的社会。为了目的正义而罔顾程序正义而导致的闹剧与惨剧，历史上还少见吗？二者，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如果底线不能恪守，下限就会遁形。任何犯罪事实，即便有社会意义，也当尊重司法体系的裁决，在此之上，才有道德舆论评判的自由与高低。

这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年代，无论是传统媒体、抑或新兴媒体，乃至于依托手机等形成的“私媒体”，在价值传播与事实传播中都该遵循起码的公序良俗。就像网友说的，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呼啸狂奔，这是一代人的“致青春”；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你要在路上骑车狂奔，还一路按着响铃，不被口水与白眼湮没才怪。这是一个令人百味杂陈的事实，回头想想，就像马路上没人搀扶的老人，谁说不是我们心口相传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价值训导所致？

今天的戾气，也许就来自我们随手添油加醋的“事实”、来自媒体服务于眼球的“真相”、来自社会臆断来龙去脉的“想象”。面对公共责任与公共风险，媒体勿当社会戾气的传声筒，而每个公民，更当在权利警觉中摆脱虚妄从众的惯性，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公共利益的增量，有时就成全在你的“不围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