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7期:计生部门“赞助”公安,一场涉嫌违法的利益分赃
(2014-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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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无论真相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真相公诸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约翰·巴里在他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末尾如是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考验着一个国家的疾病防控体系建设和医疗技术卫生水平,检验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更考验着社会的信任维度。
一场突如其来的H7N9新型病毒,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截至2013年4月6日19时 全国共发现H7N9禽流感确诊患者18例,其中6人死亡。目前,各地已紧急采取措施进行防控,上海、江苏已启动流感流行应急预案。
当前,尽管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尚未发现H7N9人际传播,但在疫情仍处于散发状态的情况下,公众的焦虑情绪并未有所缓解。猜测、流言、抢购、禽类食品无人敢食,这些都是典型的公共卫生事件中经常发生的。对于这些现象的社会层面的应对,要么隐瞒疫情,堵塞信息,加重公众的恐慌情绪;要么官民互动,共同应对疫情,将灾难影响降低到最小。无论哪种应对方式,核心都关乎社会信任机制的解构或重建。
在风险社会中,信任危机常常伴随着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十年前的非典告诫我们,相对于疫情传播造成的危机状况,更可怕的情形是公众对政府丧失最基础的信任,从而引发整个社会信任危机,导致防疫措施失效。在那场灾难中,政府虽然打赢了战役,但对公信力的伤害至今未能痊愈。应对今天的这场禽流感疫情,相关部门不仅要足够重视,积极协调人力、财力投入到疫情控制与治疗当中,将死亡降到最低,更要充分做到信息透明——疫情进展到什么程序,防疫出现了怎样的变局,民众如何防范风险……凡此种种,都需要及时坦诚地向公众公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患关系的“窗口”效应尤为重要。无论是“甲流”还是禽流感,在或大或小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医院能否重视疫情,对病人认真排查、不拒收感染病人,医生能否消除被感染的恐慌,消除对病人的歧视,及时医治感染患者,直接关系医患关系紧张局面能否扭转、医患信任裂痕能否修补。
当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考验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者。疫情发生时,公众能否对现有信息进行核实后再传播,能否不信谣、不传谣,尽个人之力减少不确定信息的传播范围,关系到公众的心理承受度。
以美国为例,其已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和综合性的应急管理体系,整个应对体系以CD(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C为核心,各个地方的卫生当局每天要向CDC报告各种不同疾病的病例数量,即使在正常时期也是如此。一旦出现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CDC会连续地追踪新发病例,以使民众能及时知道疾病的传播态势,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消除由信息堵塞造成的恐慌。基于健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和充分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美国政府一般与民众都会形成官民互信、共同应对疾病的良性局面。
信任面前,重塑和透支往往仅一步之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若各方应对有力,凝聚信任,将是一剂治疗疫情、消除社会恐慌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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