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中央果断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扩大内需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是“十二五”时期充分发掘国内需求潜力，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大举措。牢牢把握这一战略基点，关键是使扩大内需与优化经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着力促进消费需求结构与投资需求结构相适应，真正构筑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一、以结构优化为动力扩大消费需求

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内需求潜力巨大。现阶段，我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仍具有很大空间。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放在扩大消费需求上，这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近年来，着眼于扩大消费需求，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7.1%，增速较2010年下降1.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为11.6%，与上年相比实际下降3.2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增幅只有14.8%。这表明，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直接刺激消费，更要注重深层次经济结构的优化。

在优化居民收入结构中扩大消费需求。只有居民收入稳定快速地增长，消费才能持续稳定扩大。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薪收入，提高工薪收入就成为扩大消费的首选，因此，努力实现工薪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应当成为我们的政策目标。但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大幅提高工薪水平对企业意味着人工成本的过快上升，而成本过快上涨对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构成压力，近几年频繁出现的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就是集中表现。就业困难或不稳定，会导致居民对工薪收入增长的未来预期不乐观，从而抑制居民消费。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4个季度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从1季度的55.4%下降为4季度的55.3%。近两年工资的大幅提高并没有改善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信心。

这就需要构建居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的长效机制，即在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同时，扩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营业性收入等其他收入来源。目前，增加财产性收入虽然在我国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财产有限，且高低收入居民之间存在较大财产差距，在此条件下，扩张财产性收入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消费的扩大。增加政府对中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性支出，尽管对中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扩大消费至关重要，但其大幅增长要受制于政府财力的增长。因此，当前优化居民收入结构的重点应当是扩张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即居民自我投资、自我经营获得的收入。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相应要求：一是采取信贷、税收、补贴等政策，鼓励、扶持、引导发展小微企业，形成全民创业的良好环境；二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为小微企业的发展拓展生存空间；三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形成大、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

在优化消费主体结构中扩大消费需求。影响消费需求的两大关键因素，一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居民的消费倾向。高收入人群虽然收入水平高，但消费倾向低，而且消费的产品主要是国外名牌、奢侈品，甚至到海外消费。低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高，但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其对消费的贡献。中等收入者既拥有足以支撑较高购买力的稳定收入和稳定工作，同时又拥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从而成为世界各国扩大消费或支撑消费的中坚力量。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就要求我们大力培育中等收入者，着力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具体做法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创造大批形成中等收入者的就业岗位；二是积极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让他们能够在城镇获得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中等收入者的税负水平，为中等收入者的扩大提供财税支持；四是加大政府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为中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者的转变提供人力资本的支撑。

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的社会安全感对扩大消费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居民社会安全感主要取决于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在内的社会安全网的构建水平。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4季度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居民在安排支出时，更多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比重分别为85.8%、83%、82.8%和82.4%，而更多用于消费的仅有14.2% 、17% 、17.2% 和17.6%。这表明，我国增加的居民收入并没有直接转化为消费。收入向消费转化机制不畅，使得通过增加收入扩大消费的努力大打折扣，根本原因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偏低，使居民缺乏社会安全感，形成预防性的强制储蓄。提高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要从三个方面做起：一是正本清源，明确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解决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公共职能的缺位问题；二是充分认识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投资具有很强的外部效益和长期效益，将其作为国家投资重点，不仅有助于通过投资拉动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会为消费的持续增长奠定稳定基础，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多重积极作用；三是加大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供社会安全感释放消费需求，而且还可以通过直接替代这部分居民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在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教育和医疗排在食品之后居于第二、第三位，而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升级显然被严重抑制了。

二、以结构优化为取向扩大投资需求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虽然应以扩大消费为重点，不断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消费作用的提升不能以牺牲投资为代价，而是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只有通过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才能保证我国经济以较强的动力持续较快发展。从现实来看，由于我国还远没有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目前正处在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因此，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是扩大内需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当然，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发展新阶段，扩大投资需求必须服从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目的。也就是说，只要是能够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投资，就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因此，目前扩大投资需求，就要以结构优化为取向和约束。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优化产业结构中扩大投资需求。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升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同时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不断提升其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这就需要：一是优化投资的行业结构。集中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其尽快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特别是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上抢占产业制高点就成为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重要任务。二是优化投资的主体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国有经济理应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先导作用。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就是遵循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将资源向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民间资本的大规模投入，既包括国内民营资本的进入，也包括外资的大规模进入。这就需要深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强大的全方位的投资动力。三是优化投资的规模结构。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着发达国家遏制的不利国际环境，面对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战略，我国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投资就必须上规模、上水平，快速在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和规模化的产业集群。

在优化城乡结构中扩大投资需求。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7亿多农民的国家，推进全球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既可增加投资，又能拉动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加速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将是保证我国未来20年到30年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这就需要：一是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扩张产业规模。农民向市民转换的前提是农民在城市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因而推动产业规模扩张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就成为加快城镇化的重要保障。二是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农民向市民的转换，城市规模的扩张，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提出了巨大的刚性需求。同时，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也为推进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优化区域结构中扩大投资需求。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要发挥区域政策的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中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形成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是聚合各方资源，加大投资力度，进一步落实我国先后推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尽快形成各具特色的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二是通过出台实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这些地区和区域快速跨越发展。三是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中西部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以及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创造条件。

三、以结构优化为基础实现消费与投资的相互协调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要合理扩大投资，更要着力扩大消费，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实现两者协调互动的关键就在于进一步优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因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构状况，直接决定了居民的收入份额和企业的收入份额，进而从根本上决定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扩大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当前，优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优化要以提高居民收入份额为取向。生产决定分配，因而分配必然服从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在以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方式下，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向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和政府倾斜，这就是近些年来我国居民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必须向作为主要消费主体的居民倾斜。从日本、韩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的转型期，都表现出了居民收入份额不断提高的演进特征。日本在1971—1988年间，居民收入所占份额出现了快速上升的态势；韩国在1982—1991年间，居民收入份额大幅上升了7.1个百分点。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优化的关键是处理好居民收入份额提高与企业收入份额下降的平衡关系。一般来说，在政府收入份额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必然会带来企业收入份额的下降，进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制约企业投资的扩大，无法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如何在提高居民收入份额进而提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保持投资的持续扩大，是急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从现实出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企业收入份额下降，并不意味着企业投资随之下降。投资作为中间需求，持续扩大要取决于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在我国目前多个领域产能出现过剩的情况下，投资扩张已走到尽头，扩张消费需求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因此，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份额促进消费的增长，不仅会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且还会为企业投资扩大创造新的市场和需求。这时即使企业收入份额下降，由于市场存在投资价值，投资仍然会扩大，从而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共同扩大。二是提高居民收入份额的幅度要与企业承受收入份额下降的能力相适应。居民收入份额提高过快，就可能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如韩国在1962—1990年长达2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虽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始终没有超过企业收入占比，1990年之后这一情况有所变化，居民收入占比开始超过企业收入占比，但始终没有超过5个百分点以上。三是在提高居民收入份额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减免税的方式，降低政府收入份额，保证企业收入份额不下降，甚至还有所提高，从而保证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共同扩大。在提高居民收入份额成为基本趋势的情况下，需要积极扶持和引导企业从技术、品牌、管理的提升中要效益、要发展。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优化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我国在优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的进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居民收入份额的提高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提高，这是一个较长期的演进过程。以日本和韩国为例，在1955—2005年的50年间，日本居民收入份额从50%左右提高到60%以上；在1971—2009年的38年间，韩国居民收入份额从33.6%左右提高到46.2%。因此，在我国企业仍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企业经营成本高企的情况下，对居民收入份额的提高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会损害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不利于消费和投资的长期稳定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也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转换过程。二是居民收入份额总体而言趋于不断提高，但在这个总趋势中，居民收入份额会因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上下波动。这就是说，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总体趋势，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年份由于特殊原因强调扩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例如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近年来我国加大投资力度，实现了保增长和保稳定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