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随机在街头询问过往行人，问问大家在75岁的时候愿意做什么，应该很少有人回答要自强不息奋斗创业，而时年75岁的褚时健却在这样做。11月5日，昔日“烟王”、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种植的“褚橙”在北京正式上市。于是，有了今天的75岁重新创业、85岁携带甜橙来京叫卖的凤凰涅磐的褚时健。

　　曾经，我们面对世界各个地方和中国的每个城市都出现的带着微笑、花白胡须、白色西装和黑色眼镜的哈兰·山德士画像心存敬意，不只是因为他创建了世界上著名的快餐连锁店肯德基，而是基于一种对劳动和创造，对一种生命不止，创业不休，永不言败精神的敬重和感恩。因为，这是一位40岁创业，56岁再次创业，有过1009次失败，第1010次才获得机会，而且一生劳作的创业者。

　　今天，褚时健的出现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像山德士这样的创业者，而且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程度和创业的难度更要大于山德士，仅仅从二次创业的年龄——75岁：56岁，而且还获得二次创业的成功，我们都有理由更加敬重褚时健。

　　然而，在敬重褚时健和山德士等勇于创业和创新的老人的同时，却也心生困惑，这种困惑既源于比较，也源于现实中人们对工作或职业的选择。

　　美国的强大、发达和先进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美国社会具有千千万万位像山德士一样的创业者正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无数勇于创业和创新者的劳动为社会创造和奉献了可供消费的财富和食粮，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尽管今天中国出现了像褚时健这样的老年创业者，但是恐怕是绝无仅有。即便以所有人来计，中国愿意自我创业的人也不会太多。因此，中国现在的经济繁荣会否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或昙花一现，令人担忧。

　　固然，褚时健和山德士的创业源自人类共有的一种对劳动的喜爱和对生命应赋予其不同凡响意义的追求，正如山德士所说，“人们因闲散而生锈者比精疲力竭者多，如果我因闲散而生锈过，我会下地狱。”但是，褚时健的老年创业却有着不得于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况。因为他此前曾判刑，出狱后生活无着，不像山德士即便失业还有养老金。所以，褚时健的老年创业是生存所迫。而在一个文明而富足的社会应该是尊老敬老和老有所养，但现在却让一位白发苍苍者像年轻人一样拼博，这是社会福利的失职，也是社会之耻。

　　另一方面，从人生的历程和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看出，老年人创业有多么艰难，“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所以，褚时健在让人们感动和敬重的同时，更多的是担忧，而且，这样的担忧来自于现实的鲜明对照，今天别说正当壮年的人不想创业，即便是年轻人都已不愿意创业了，人们追求稳定，甘于供养，“幸分一杯羹”，尽管创业和生产性工作获得的报酬并不少。

　　太原男子孙远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工作短短几年年薪达到15万元，但还是参加了报考公务员。尽管他曾看不起考公务员的同学，但是这么多年在社会打拼让他明白，他需要的是稳定而且长期有保障的生活。

　　不愿意创业和从事生产性的职业不是年轻人之错，而是制度设计和导向之误。年轻人不选择创业或生产性的工作，是因为不稳定，看不到未来，压力大，随时会失业。相反，从事公务员职业，却不仅地位高、收入多，而且会有永久性保障，尤其是在年老体衰和步入生命的黄昏之时。

　　创业者是从事生产和创造的群体，也是创造财富的群体，而在中国公务员本质上是社会的服务者，是纳税人在供养他们，但实质上却成了分配财富的群体。现有制度的设计是有利于后者，如旱涝保收，尤其是退休金高，而不利于前者，如不稳定，尤其是退休后养老金低。这样的导向势必引导年轻人，尤其是有才华和能力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奔向分配财富的行业，却远离和轻视创造财富的行业。

　　如果不在制度设计上改革，以保障创业者、创新者和生产者的收入和养老，而是鼓励人们去瓜分财富而非创造财富，当创造力不再用于创造财富而是坐享其成，社会的财富和文明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褚时健的老年创业让我们敬重和心酸，而年轻人拼命想获得一个供养和分配财富的职位，却让人担忧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