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头税的产生跟官员过于迷恋财政增长有关系，过头税的消除也有赖于政府部门放弃一部分眼前利益。有战略眼光和服务意识的官员应该能看到，今天不割企业的肉，不收过头税，明天这些企业发展壮大起来，将毫不吃力地创造更多的税收。

　　据新华社和《经济参考》报道，记者近期在浙江调研时发现，随着一些地方土地财政能力逐步丧失，对企业征税、罚款就加大了力度，征收“过头税”的现象开始出现。此外，财政部数据显示，多地“非税收入”出现逆势高增长。分析认为，这表明乱收费、重复收费有抬头之势。

　　过头税是指为了完成税收任务而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税费的做法，有时间上的过头税和幅度上的过头税两种。浙江某些地方的官员半商量半逼迫地向企业收取明年的税金，属于时间上的过头税。而幅度上的过头税就更容易理解，加重单一税种的税负，或者在正常税收之外巧立名目收“费”，这也是很多企业感同身受的遭遇。

　　中国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本来就尴尬地居于世界前列，税种繁多、重复征收不说，有些地方还只顾眼前、寅吃卯粮。虽然国税总局和财政部反复表态决不征收过头税，无奈有些地方狂征、滥征的冲动强烈。他们已经习惯了GDP高速增长、税收加倍高速增长的日子：有些地方的GDP增速百分之十几，财政收入增幅却高达百分之五十乃至六十。他们已经习惯了预算安排大手大脚、行政成本和“三公”支出居高不下的日子，一旦经济增长乏力，税收不像往年那样充盈，便启动竭泽而渔的征税模式，向企业施加软硬压力。

　　征收过头税的弊端显而易见。最容易被过头税光顾的往往是民营中小企业，而近年来深受国际金融危机之害的也是民营中小企业。本来就在不太好的经济环境中苦苦支撑，再背上比往年还要重的税负，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力、发展潜力、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势必受到抑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民营中小企业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如果这些企业举步维艰，甚至关门歇业，微观经济的坏死必然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健康，同时有可能造成汹涌的失业潮，到时摆在政府面前的就不只是经济问题，甚至还有社会问题。

　　因而，不管是出于对民营企业利益的保护，还是着眼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后劲，都不能征过头税。事实上，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较诸往年有所减速，但只要政府部门能调整心态，与企业共甘苦，灵活变通地征税，就一定能迎来转机。首先，前些年各地财政收入连年增收，在财政支出上有一个“由俭入奢”的过程；如今财政收入不再高歌猛进，也得学会“由奢入俭”。既然财力不再宽裕，“三公”消费不妨降低，某些并非十万火急的项目可以暂不上马。预算安排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什么不能通过正当程序改变，总之要量入为出，决不给企业增加额外负担。

　　此外，不但要杜绝时间和幅度上的显形过头税，还应该通过改革逐步免除结构上的隐形过头税。企业承担的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经济形势不好，企业不赚钱或者亏损，所得税是免除了，可是产品流通过程中的流转税仍然要交，仍然会成为某些企业的沉重负担。对于本小利微的企业来说，目前的流转税已超过了其承受能力，他们只能惨淡经营，甚至难以为继。今年以来，中央政府推动结构性减税，在有些地方已见成效。但是很多地方的企业仍然被显形和隐形的过头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经营困难和税费征收之间的关系，通过税制改革给企业松绑，创造更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

　　说到底，过头税的产生跟官员过于迷恋财政增长有关系，过头税的消除也有赖于政府部门放弃一部分眼前利益。有战略眼光和服务意识的官员应该能看到，今天不割企业的肉，不收过头税，明天这些企业发展壮大起来，将毫不吃力地创造更多的税收。换个角度看，征收过头税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某些地方一意孤行强征过头税，企业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