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希望公共财政兜底，一肩挑起为国民养老的重担并不现实，但还是应有更多担当。

　　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以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只有24.1%，与2000年相比增长4.5%。同时城乡之间差异巨大，城市老年人中有66.3%的老年人主要依靠离退休养老金生活，而在农村这一数字仅有4.6%。

　　以养老金作为主要来源的老年人只占24.1%，说明有75.9%的老年人还“游荡”于养老金大门之外，养老主要还得“DIY”，自己搞定。而4.6% 的数字背后，昭示着行世数千年的“养儿防老”仍是农村老年人的“土办法”。老龄化的中国，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宏观经济失速，一方面是基本养老基金收不抵支造成不容回避的养老压力，两方面的压力相互叠加，社会风险显而易见。

　　数字表明，截至去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5亿，占总人口13.7%，并以年均800万人至900万人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一项学术报告显示，未来几年，我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十余万亿元。这一组数字如果可信，这是一个怎样的规模？据专家测算，至201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净资产约为21万亿元。两组数字相映照，足以洞见这个“窟窿”有多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提速，“谁为我们养老”成为一个绕不开、躲不过也耽误不起的沉重话题。而且，留给解决问题的时间也不多，如不及早起步、早作打算，势必陷于被动，最后危及社会安全。“养儿防老”的老办法在独生子女时代是行不通了，延迟退休年龄虽可暂时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也不过是“止痛药”，止得了短痛，止不住长痛。延迟退休还是要退休，人老了还得有人养才行。

　　也许，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希望公共财政兜底，一肩挑起为国民养老的重担并不现实，但还是应有更多担当，别让公众只能“养儿防老”，或老无所依。增大公共财政对养老的总量投入仍是当前的第一选择，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0%~50%，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也在20%以上，我国只有12%左右。公众有理由要求，公共财政在国民养老的步子迈得更大，跑得更快。

　　在大幅度增加公共投入遭遇现实困境的情形下，专家们也设计了一些替代方案，譬如将国企收益或国有股份划给社保基金。此事业已试水，总量仍嫌不足，截至2011年年末，国有股份累积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资金只有2119亿元，只占中央和地方持有的全部国有企业股份净资产的1%。除了政府作为，养老还要完善多条腿走路，基本养老金之外，还要在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保险上发力，多管齐下往养老金的大池子注水。

　　鉴于我国的养老金存在多重的“二元结构”，在做加法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结构调整。国企与民企、城镇职工与农民、公务员与企业人员等，其养老金有着巨大差别。譬如，企业职工需缴费养老，养老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的60％左右，公职人员不用缴费，却能拿到90%左右。至于农村与城市，更有云泥之别，一些地方农民每月只拿数十元，甚至数元的养老金。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人而异的养老制度，理应尽快得到弥合。

　　养老问题刻不容缓，应该及早制订、出台一些更有力的措施，以更长远的保障来舒缓公众老无所依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