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和外相在联大会议上联袂表演了“领土法律化”双簧，试图要给“购岛闹剧”贴上合法标签。其领土扩张意识、错误的历史观和亚洲观已无可掩饰，并在国际舞台上留下长长的右倾保守化阴影。

       日本在近代列强之路上形成的“民粹主义种子”、蔑视亚洲的“种族优越感”和“制度优越论”，从未因战后“美国占领”和“民主化改革”而根除。它在二战后60余年里时不时发作，演变为日本政治思潮右倾化的余毒。

       日本民主党夺权以来，持续上演“闹海、撞船、购岛”闹剧，折射出日本右倾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具体表现就是民粹主义思潮升温，领土领海扩张意识强劲，对外政策争权夺利，抢占话语权，对亚洲政策更是标榜“制度优越论”，张扬“日式民主”，甚至不惜人力财力，帮助越南订立新宪法，引起亚洲各国不安。日本政治外交的右倾化，暴露出其历史认识、亚洲观念、外交哲学不合时宜，存在严重的战略缺失。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为日本走上近代西方民主道路，实现“脱亚入欧型”的崛起提供了制度条件。而甲午战争不仅让日本尝到了列强的甜头，更使其一跃平步“国际金本位制”，确立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货币的“全面列强”地位。

       日本在近代列强之路上形成的“民粹主义种子”、蔑视亚洲的“种族优越感”和“制度优越论”，从未因战后“美国占领”和“民主化改革”而根除。它在二战后60余年里时不时发作，演变为日本政治思潮右倾化的余毒。

       冷战结束20年，日本始终未能给自己找到清晰的战略定位。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在亚洲展开的“地区统合”实质上演变为“日本制度优越论”的再版，并未与亚洲各国建立清晰的共同利益，至今难以赢得广泛的“地区政治感召力”。而在此期间，中国入世，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使日本真实感到被超越的危机。对此，日本政界、学界开始出现否定“友好”的论调，在中日关系上再度掀起右倾逆流。

       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右倾保守思潮进一步升温，连年的《防卫白皮书》指责中国军事威胁，“防卫大纲”将战略目标锁定中国。近期，日本又要与美国合谋修订“日美防卫协作指针”，试图将中国纳入“周边事态”新威胁。在此背景下，东海争权、钓鱼岛滋事、南海裹乱，日本接二连三地搞出闹剧，将中日友好的大局抛至九霄云外。

       在日本看来，美欧危机直击世界市场，全球经济萎缩，新兴经济下滑，给日本海外扩张带来“天赐良机”。危机后，日本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全球征战，抢占世界资源能源权益和战略市场。据日本官方调查，近年来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史上空前，企业利润成倍增加，竞争实力扶摇直上。日本企业的全球战略意识和国家战略意识上升，扬言“日本企业要承担国家责任”。一时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潮乍起，领土领海扩张意识升温，主导亚洲秩序的意识重新抬头。

       在地缘战略上，日本保守派认为美国回归亚太，为日本借助美国势力抑制中国崛起、掌控亚洲制海权、主导亚洲秩序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日本看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优势不再，而收入差距、地区差距更将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这为日本展开技术限制、分散投资、瓦解中国实力，甚至激起领土矛盾，在安全上做空中国提供了最佳时机。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中日关系得以发展的基本原则。而1972年以来双方共同主张和坚持的“中日友好”，又是在冷战“最寒冷的季节”确保中日摒弃前嫌、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前提。1978年中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方式明确规定了中日不战，同时，也是以条约方式明确记载“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日本的右倾保守势力总是阴魂不散，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制度优越”的亚洲观，及其所酝酿的“民粹主义思潮”、“强硬的外交路线”、争夺资源、抢占市场的重商主义逻辑，总是在国际风云变幻时发酵作怪，使中日关系布满阴云。金融危机后，美国战略重心回归亚太，日本深感主导东亚秩序渐趋不现实，野田政府再次铤而走险，拿钓鱼岛玩火，试图在中美战略间耍“边缘”。

       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根系于错误的历史观、中国观和亚洲观，是对世界、地区和中国发展趋势的误判，背离了时代，堪称战略近视，无疑将作茧自缚，难逃孤立无援的战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