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学者豆小红做过一个相关研究。按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他抽取了几组湖南高校毕业生样本，分析其“职业发展”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调查结论是：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公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结论的呢？调查显示，75.71%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潇湘晨报》9月25日）

       所谓“父辈职业地位决定子辈职业地位”，无非是说父辈处于上流社会，那么子辈必然有更好的出路；而父辈居于社会底层，那么出路自然不言而喻。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新鲜，与“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的黯然神伤及更早的“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异曲同“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社会现实，隐喻着社会性的结构危机和底层人固化迹象。

       社会结构本来应是一个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框架体系，“奋斗改变命运”或者“英雄不论出身低”不该是一句口号。但现实的重重壁垒，却导致了底层人向上“流动”的步履维艰。我们应该由此读懂这种转型和发展的阵痛。但向上流动的艰难，机会的稀缺，却不应成为“自甘下流”的理由，更切忌以“父辈决定出路”的精神麻醉进行自我放逐。

       “调查中可以发现，‘富二代’大学生比‘穷二代’更容易谋求到一个好职业。”按照当下的流行语，豆小红将父辈属于中下层、下层者称为“穷二代”，父辈为上层者称为“富二代”。我非常反感“穷二代”的身份圈定。穷人的孩子为什么就是“穷二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恐怕日后还会出现“穷三代”、“穷四代”……再假若时空上溯几十年乃至更早，如今的富人群体、精英群体，其祖辈有几个不是农民和贫民？如果把农民工的儿子称之为“二代农民工”，那么，请问我们又是第几代农民工？

       在我们这个文化不断更迭前进的国度里，任何群体的称谓其实都具有某种狭隘的特征。古人尚且能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人却只能自怨自艾？我反对当前以“穷二代”、“富二代”之类称谓去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心理倾向，我更认可“富有—中产—贫困”的阶层划分。不能否认，穷人的后代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而言，参与社会化竞争和向上流动的机会狭窄、能力弱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机会和能力；同时更不意味着，这种机会的狭窄和能力的弱小是正常与公平的。这才是一个必须要厘清的问题。

       所以，时下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社会财富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项制度的跟进，逐渐缩小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弱势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同时渐渐消弭贫富群体之间存在的心理割裂，让“屌丝的逆袭”不再成为传奇。而圈一个“父辈决定出路”的框子跳进去，再在框子里讨论公平与命运，实际上是对公平诉求力量的无形消解。（作者：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