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埃及当选不久的第一位平民出身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自8月27日起，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

　　中国和埃及关系十分深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非洲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就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缅甸仰光机场亲自迎接并会晤埃及纳赛尔总统；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也是埃及（1956年5月30日），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阿拉伯非洲版本”——《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则是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时提出的。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笔“官方外贸”也是和埃及做的：1953年4月，埃及纳赛尔政府委派商人昆地来中国推销棉花，虽然中国当时并不急需棉花，但为了打通与埃及的关系，仍做出了购买的决定。

　　尽管如此，埃及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的访问却并不算“殷勤”和急迫。

　　纳赛尔和周恩来多次会晤，但不是在埃及，就是在第三国，他有生之年从未去过中国；纳赛尔的继承人萨达特也终身未曾访问中国，中国前驻埃及大使刘春曾在《纵横》2001年第5期回忆称，1981年7月，埃及外长阿里访华，与中方商定萨达特当年11月访华事宜，但同年10月6日，萨达特在阅兵时遇刺身亡，错过了访华的机会；穆巴拉克曾先后9次访华，但前两次（1976、1980）时任副总统，以总统身份访华，最早是1983年4月1-4日，此时上距他就任总统（1981年10月4日），已过去1年半。

　　而穆尔西今年6月30日刚刚宣誓就职，访华时任职尚不足两个月，可谓前无古人。那么，他为何如此急切访华？

　　正如贝宁“泛非网”所评论的，穆尔西上任后最迫切的任务，是为埃及重建寻找经济来源，通俗地说，就是“找钱”。因此他在上任后短短两月间两次访问沙特，并优先安排出访中国、美国，所选的都是现实和潜在的“大财神”。他出行前，埃及产业联盟副主席穆罕默德.埃尔-斯维迪也指出，此次访问对促进埃及-中国经济关系至关重要，符合埃及商界意愿。

　　自“尼罗河革命”以来，美国和海合会各国成为埃及的“大金主”，为虚弱不堪的埃及经济提供急需的资金，但这种“输血”并非没有副作用：美国的资金以军援为大头（13亿美元），却在更急需的经济援助上小心翼翼，且动辄以“中断、重新考量援助”为由，逼迫埃及政府就范；海合会各国的贷款仅近几个月就多达30亿美元，但埃及各阶层民众对中东君主国“债主们”倚仗债权颐指气使越来越感到不满，作为传统中东政治、军事强国，如今却被海合会各国喧宾夺主，对埃及人的自尊心也是不小的伤害。埃及经济学家麦格迪.托尔巴就指出，新政府目标，应是建立包含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崭新、清晰和全面战略，以克服埃及的“社会与经济慢性病”，而这个慢性病的最大症结之一，就是“过于依赖个别贸易伙伴”，要克服这一症结，就需加强和中、俄、印度、土耳其，甚至伊朗的经济关系。

　　而中国恰是埃及属意的“新伙伴”。，因价格颇具竞争力，中国产品目前畅销埃及“埃及每日新闻”援引Global Arab Network2009年版的数据，埃及对华出口额为7.52亿美元，而中国对埃及出口高达35亿美元。中国也是近年来对非洲投资最慷慨的国家，目前有20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50个国家，累计投资达200亿美元以上，埃及当然也希望获得中国资本的垂青。

　　事实上，穆尔西一直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开幕式，穆尔西因实在抽不开身而无暇与会，但他不仅亲自写了贺信，还派外长出席会议，而不是按惯例仅指派大使与会。许多分析家都认为，穆尔西此行期间，中国和埃及将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因为尽管政权更迭，但中埃两国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并且均有进一步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的意愿。

　　埃及驻华大使艾哈迈德.里兹克日前表示，穆尔西的访问“将是反映国家间关系的重大历史时刻”，将令中埃关系取得积极进展，不论官方或民间关系均如此。此次随同来访的，包括“高层次部长级代表团”，以及能源、农业、通信和其它行业的重量级企业家和商人。

　　但埃及方面也有人提醒称，不要对中国投资过于乐观。

　　埃及商会联合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埃尔-马斯里就认为，中国是个出口大国，而尚不是投资大国，埃及国内政治和安全形势尚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加上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都存在不足，在目前阶段大量吸引中国资本前来投资“恐不现实”，他呼吁穆尔西将此行重点，放在大力推销埃及产品，促进对华出口，以缓解中埃贸易领域巨额逆差上。

　　此外，美国、海合会的“大金主”效应仍然存在，他们对中国这个“新金主”的异军突起作何反应，也是值得高度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