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奥运冠军，不容易。这背后，有太多甘苦冷暖。金牌到手，人生从此不同。唐人孟郊在《登科后》曾写：“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为奥运冠军，也如顺利登科，只是，往事已不留连，甚至连看花的雅兴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在忙着数钱。

       数钱数到手发软，用这个来形容现在奥运冠军的状况，不为过。这时，要是让他们再去参加场比赛，表现肯定就是“肌无力”。那些奥运金牌选手，已经被梦幻般的庆功之旅搞得头脑发晕，身体疲软。因为政府与企业对他们的热恋，疯狂到极致的地步。

       房子、车子、金钱……财源滚滚，数额惊人。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奥运冠军获得的奖励收入都在500万元以上，大约相当于中国城市工薪基层年收入的200倍。比如，广东对奥运冠军每人重奖500万元另加豪车一辆；目前希望与奥运冠军孙杨合作的企业可能超过200家，孙杨出席一次商业活动的报价可能已达到100万元。

       政府很阔绰，企业狂追捧。这种梦幻般的奖励回报，不妨套内当年北京奥运得到的那个评价——无与伦比。问题是，这样的奥运庆功，这样的冠军回报，真的理性吗？它到底又在传递什么价值？

       诚然，对奥运冠军进行奖励补偿，是有必要的。毕竟，奥运冠军，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国家的荣誉符号，曾经的付出需要得到合理的回报。问题是，从政府到企业，分层级、全社会、系统性进行没有底线的奖励，这样个人命运的“一飞冲天”，会不会突破权利的边界。比如，政府对冠军奖励，说到底，是在花纳税人的钱。这种奖金本身的正当与程序，到底是否经得起监督考验？是否满足了公开公平的需要？

       运动员说到底，也还是是一种职业，是一份工作。参加比赛，追求成绩，就是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事。对金牌选手疯狂奖励与过度追捧，将其打造成一个盖世英雄，这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价值错位。这种模式，实际上与举国体制下对冠军价值过度拔高很有关系。奥运冠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应该视为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经历。然而，在中国，本身就靠花纳税人供养起来的奥运冠军，却成为构造体育强国荣誉幻觉的载体，成为商业资本进行市场营销的工具，由此只能传递强烈的“功利”意识，而不能公共价值。

       事实上，我们这个金牌大国正遭遇全民健身尴尬。日前，卫生部长陈竺对外发布《“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指出，15年间，中国的患病人次数增加了20%，成年人中有八成人从不锻炼身体。这意味着，这个金牌大国并不是真正的体育强国，人们热衷观看体育比赛，却不爱运动；注重保健养身，却不重视锻炼。

       大部分城市的公共体育设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体育健身的市场化异化成了“贵族化”，金钱门槛将有限的体育资源变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特权领域。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体育设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教育改革改了几十年还是走不出高考指挥棒的束缚，“分分还是学生命根儿”，体育教育始终是“花椒面”，各院校靠体育特长生来充面子。当前中小学生体质状况令人堪忧，教室里“胖墩”和“豆芽菜”比比皆是，一照相唰唰的都是小眼镜在反光。老年群体的体育健身状况也有明显问题，媒体广告舆论经常误导观众，现在老年保健品市场有几千亿元的规模，若果有一半花在体育健身上情况会好得多。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是，许多上班族的身体状况还不如退休的老人。

       作为公共人物，作为偶像符号，奥运冠军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如果只知道接受权力赐封，进行利益占有，而不能形成更大的公共价值，带来更多的社会教育意义，这样的奥运，这样的奥运冠军，最后只能成为别人的游戏，被公众所抛弃。伦敦奥运会的口号是“激励一代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奥运冠军，应该拿什么来激励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