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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美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屡败屡战”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03日 09:2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环球时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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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公报》8月3日文章,原题:“人权对话”变对抗为合作

    中美关于人权问题的第十七轮对话刚在华盛顿结束。根据外媒报道,中方向美方简要介绍了内地改善立法和司法公正方面的努力,包括修改《刑事诉讼法》和基层选举方面的进展,美方依旧指责中国压制言论自由和互联网自由、压制宗教信徒和少数民族权利,未能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劳工权益。主持此次对话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的整体人权状况在继续恶化。美方的指责带有明显的偏见,是不符合事实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进展,中国在民主与法治水平、保护公民权益(如妇女、农民工的权益)、网络言论自由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要中国完全复制美国的体制和做法,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中美合则两利

    人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有分歧的领域。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非常强烈的国家,美国人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全世界是美国的天定命运。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说的,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十九世纪,美国通过中美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一次一次地强化美国在中国传教的特权。美国传教士从不讳言,他们的目的是要教化中国,也就是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中国。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是美国外交的一个传统,至今仍是这样。

    这也不是说,两国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就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中国也承认普遍的人权原则。在美国则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同意中国的主张,把生存权和发展权包括在人权之内;如实承认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各方面的进步,包括物资生活、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等。早在1990年代,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已就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争端提出了卓有见地的意见。时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看法就是一个代表。他主张,中美两国要走出在人权问题上相互对立的僵局,美国要接受人权的更广泛的定义;对中国的民主化不要急功近利,要有耐心,因为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与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许多条件相辅相成;美国的民主是美国社会的产物,中国会发展出美国人所不熟悉的民主制度;中美要努力使人权问题成为两国间的合作领域,而不是对抗的领域。可惜,至今两国还没有能够做到这样。

    人权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老问题,但二十多年来,它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是有变化的。

    1990年代初有几年美国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选择,人权问题成了凌驾于整个中美关系之上的问题,成了两国关系中重于一切的问题;美国把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改变政策甚至改变领导作为一项政策选择。这是对两国关系的一种扭曲,显然不符合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不符合两国利益,注定难以持续。

  施压无助解决问题

    另一个区别是美国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变化。1990年代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频频向中国施压,除了采用双边手段之外,多边手段也是一个重要选项,包括不断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这种屡败屡战的做法使得人权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刺激性因素,周期性地干扰了两国关系。这种状况直到2001年911事件后才有所变化,原因之一是美国为了建立全球反恐战线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气氛有所缓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经过多年不成功的努力之后,也认识到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的方法难于奏效,此路不通。

    在1997年10月和2009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中一再重申,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可惜,美国至今没有完全落实这一声明。冷战后二十多年中美在人权领域交锋的历史表明,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持久存在的问题,施压与对抗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会激化矛盾,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平心静气的对话和交流才能构建双方在人权、民主、法治领域的相互信任,把这个对抗的领域变成合作的领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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